对话赵晔:一场寻求内心的影像之旅
导演赵晔和观众交流
CIFF:前年您携《扎赉诺尔》参加第六届CIFF,在那次的访问中您就说到过,您不想特意做一些苦难的东西去吸引观众,《光男的栗子》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日本小城奈良,这可以说是您对两年前想法的一个实现吗?
赵晔:其实我一直也是这样,我感觉自己说的“苦难的东西”不是指人心的苦难,而是太多关于中国太多的现状,太反映社会和现实。对于这一个层面,就算我要涉及,也希望能从一个侧面进行,我不想直接把它们搬过来放在我的电影里,我更关心人的东西。《光男的栗子》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这两年来我一直想做跟母亲相关的主题,正好在奈良这个日本最古老的城市里,我找到了表达这种情感的途径。我把对母亲的追忆放进了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CIFF:光男电影的一大特色浓郁的日式风格,片中也可以看到您对制片人河赖直美的直接致敬。在剧本和拍摄的过程中,你们两人有什么互动吗?
赵晔:剧本基本没有,他觉得我的剧本不错,基本没有改动一个字。拍摄时因为我们的经费非常有限,只能拍七天,你知道七天对一个剧组来说,是很恐怖的,一晃就过。所以他就建议我:多跟着人物,而且让人物处在一种真实的环境下,尽量一遍拍完。这样做的确能抓住人物真实的东西,比如说,电影中的两位母亲在剧情中是初次见面,所以我们在剧组的筹备过程中也故意不让她们碰着,让她们保持陌生感,所以在拍摄的当天,她们才第一次见面。
CIFF:母亲的扮演者桃井薰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演员,跟她合作感觉怎么样?
赵晔:她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但工作时是一个特别敬业、亲切的人,她上来就跟我讲:“导演,你让我向左看我就向左看,你让我走快点,我就走快点。”异国拍摄,我这次也用了很多非专业的演员,他们初次面对镜头难免有些紧张,这时桃井薰就会跟他们交谈,这种看似随意的聊天总能把整个气氛带动的很好。
CIFF:在异国拍摄的感觉怎么样,和在中国拍有什么不同?
赵晔:多少有些隔离感吧,虽然日本和中国的某种情感都比较东方,但思维方式真的不同。比如说最简单的:有一场需要几只姜黄色的小猫的戏,在中国的话那实在太容易了,我随便到哪儿找几只猫就能来拍,但是没想到这个在日本是个天大的难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猫借给我们,他们都必须先看剧本——你们要用我的猫来演什么。他们看完之后就说,你这样是虐待我的猫,把我的猫放在一个盒子里,没门儿。最后还是副导演想尽各种办法,才说服了一些人。所以在中国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日本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反过来也是。比如在中国有很多场地你不花很多钱是根本用不到的,但在日本只要房屋的主人同意,你就可以直接来拍。
CIFF:影片中有一些剪辑上的跳跃是后期有意的安排吗?
赵晔:剪辑上有一些不完美,是后期时为了保持演员表演的连贯性而做的妥协。比如有这么一幕:光男的母亲从美惠母亲的家逃走。那一幕摄影师本来是打算跟出去的,结果站起来的时候,六十多斤的机器没扛稳,摔了。等再起来线什么的都踩乱了,然而如果重拍的话演员的情绪就受到了影响,在这个时候,我就宁愿到剪辑的时候再尽量弥补,也一定要尽量保持演员真实的状态。
CIFF:剧中有一段光男相机中的视频,是光男在母亲医院拍的,这一段感觉您是有点故意想要交代故事来龙去脉的嫌疑,不然,光男拍这段视频的动机是什么呢?
赵晔:因为他想在最后时刻多留下一些关于他母亲的回忆。这一段创作其实是源于我的亲身经历,我自己的母亲罹患癌症时,我每天都拿着DV去记录我的母亲,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病,而且她看我拍她还很不高兴,因为她做了化疗以后头发都掉了,可能很不好看。她就觉得你干嘛在我这么难看的时候来拍我,所以还整天跟我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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