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让“高密东北乡”成为最暧昧难辨的地带

2012年10月11日 09:59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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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莫言小说的“地理世界”最具备如韦勒克所言的“独特的世界”的特征，从《红高粱》、《丰乳肥臀》到《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莫言逐渐经营出一个完整、系统的“高密东北乡”形象，它以独特的地理空间、语言方式、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使莫言小说充满了象征力量和神秘的个性。而语言是莫言最大的个性，那种充满生命力、想象力的感性语言，充满狂野、自由和张扬之气的语言为中国小说带来了生机，同时，也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富蛊惑力的“地理世界”。但是，阅读莫言近几年的小说，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一世界开始变得莫名其妙，杂草丛生。

当作家对语言游戏过于倾心时，会带来小说本质倾向的变化。“说”的强烈欲望和对自我想象力的盲目信任已经严重毒害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从中也能感受到高密东北乡所蕴含的某种可怕和彻骨的寒意。《四十一炮》并不是如莫言所说的“诉说就是目的”，它仍然携带有小说精神所关心的东西，

如社会现实问题，人性乃至于生活本身等，罗小通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反讽性人物，以“吃”来面对这世界的荒谬和丑恶，但是，在语言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在对自己语言本领的沉醉中，作者逐渐失去了控制语言的能力，语言如毒瘤一样，挂满枝头，至于小说这棵树本身的形态，已经看不见了。语言最终凌驾于小说其他因素之上，消解了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悲伤和荒谬，消解了小说所描述的生活和社会漏洞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而去除了语言的盛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变化的“高密东北乡”形象，故事、人物甚至所揭示的社会主题都非常俗套、陈旧。

语言在莫言那里逐渐成了一柄双刃剑，在成就他的同时，却也开始从根本上毁败他和他的高密东北乡。而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状况，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莫言过分依赖并器重语言的感性化。他甚至毫不讳言他要完全回到一种民间的叙述，去除那些思索性、议论性语言。应该说，莫言是一个以感性取胜的作家，在感性这一点上，他是无与伦比的，语言的感性、思想的感性和充满感性的体验视角，乃至于他对高密东北乡的“故乡记忆”都赋予了莫言小说最独特的价值。但是，莫言过于信任和夸大他的感性了，《红高粱》充满个性和张扬的“生命力”和“酒神精神”的全面胜利使他对他的感性充满感激，他以后的小说都在朝着感性的自由、狂放扩张发展，他有能力把高密东北乡写得阔大、无边无际，充满着丰饶、腐败、死亡、再生等各种互相交错的意象，他有能力把一个故事讲得美轮美奂，华丽无比，他有能力把一个场景写得细致无比，使你震撼、恶心、欢乐或其他，可以说，现代汉语在莫言这里，被得到最大限度的组合、利用和生发。可也仅止于此。感性语言本身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它的描述功能很强，却难以表述本质的东西，作者的故事、语言总会陷入大量的重复之中，反复性、循环性的表述，故事的意义容易被封闭于故事之内，很难外溢。语言始终在感性里面打转转，叙述的华美和丰盛很难产生意义，而审美也因这无边无际的“语言所指的延迟”而变得疲劳不堪，思想很难从这具体、密集、繁杂的感觉中挣扎出来，社会的漏洞、生命的复杂存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多义和暧昧都在作者不加节制的描述中逐渐被淡远，“高密东北乡”只剩下一堆堆茂盛无比的野草，由于未经有效组合而显得芜杂、繁乱，这一切反而使他小说意义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而理性意识的缺乏（它甚至是莫言有意的摒弃）使得作者对他所涉及到的许多问题，比如所谓的“民间精神”、“个性”、“民间物象”等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阅读莫言的小说时，常常觉得，许多句子只是一种华丽而又无意义的排比、组合、重复，语言的不断衍生和对感觉的过于铺张使得意义离作者越来越远。语言开始背叛莫言，背叛他的高密东北乡，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在《檀香刑》的后记中，作者写道，“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

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

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在这段话隐含着几层意义：第一，他试图让小说回到民间世界，从更深意义上讲，回到中国文化形式的深处，依循中国小说发展的轨迹重新寻找小说的意义并定位小说的位置，小说始终是“小说”，而不是“大说”，这是对把主题意义看得过于重要的当代小说观念的一次反抗；第二，作者试图摆脱五四启蒙话语语式，回到纯粹民间的语言艺术中。他的这种流畅、浅显的叙事方式和韵文的语言方式完全借鉴于中国民间艺术，用书写的形式来传达出说唱艺术所具有的口语化和狂欢化，同时，用民间语言方式来表现民间世界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民间精神的特征。其实，《檀香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小说太模仿西方小说了，过分的认同常常导致自我的丧失，中国小说正面临着意义空洞而贫乏的时期，思想，尤其是那种脱离中国文化思维的空洞思想，已经无法支撑起中国小说走向更宽广和富于涵义的道路。而对于莫言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他的小说之根和思想之源使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学给中国文学所带来的困扰，当代文学需要改变，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语境和中国精神之中。

但是，“高密东北乡”到底能不能承担起如此的重任？或者说，它自身，包括它的存在形态、表达形式能否传达出作者对现代小说的精神期待？从另一角度来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作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情感和思维向度来面对古老、原始、充满歧义的中国精神？难道仅仅是一种再现？把残酷的、落后的、暗淡的中国精神以一种欢乐、夸张甚至于赞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另外，就语言而言，对于在现代汉语语境成长起来的莫言来说，能否回到纯粹的民间语言？这种简单模仿民间语言资源的形式能否传达出“民间精神”？即使是真的回到“高密东北乡”的内部，回到民间说唱艺术之中去，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民间精神世界吗？它是张扬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对民间精神的穿透力，还是相反？而最为根本的是，这种“流畅、浅显、华丽”的叙事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民间精神”？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携带着作家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指向？

实际上，莫言所宣布的“后撤”还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真正的问题是，语言背叛了莫言，并使之偏离了他构筑“高密东北乡”的最初意图。莫言已经无法控制语言，不是他在说话，话在滔滔不绝地把他出卖。无论莫言有多么好的愿望多么好的企图，其结果，传达给读者的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从《檀香刑》、《四十一炮》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出这一点，他被他那种“无限延迟的、华丽而又空洞的狂欢化语言”给毒害了。评论者总是把对莫言某些极致描述给人带来的冷酷感归结为读者精神的脆弱和理解的狭隘，实际上，读者无法接受《檀香刑》行刑的描述，并不只是因为情节本身的过于残酷和莫言对这些细节本身过于精细的描述，而是因为这残酷背后，太明显地流露了作者的津津乐道、得意和深深的陶醉感。用“欢乐”表现“残酷”，用“轻”表达“重”，本是当代小说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当语言的快感完全控制作者的时候，语言的隐喻意义也掩盖了作家对词语的重新体验和认识，这种滔滔不绝的叙述只能显示作者立场的丧失和内在精神的冷漠和自私。作者特意的“撤退”和“客观”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在为中国精神中残酷的文化传统唱赞歌。换言之，莫言本想往更为民间、更为感性，也更为宽阔的中国生活撤退，却陷入了语言的圈套，把他的思想、精神弄得歧义丛生，小说被染上“调情和游戏”的色调，“高密东北乡”也由此而成为时代精神最暧昧难辨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