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 1937年6月生，江苏淮安人，著名训诂学家、语言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本报记者 滕敦斋

近年来，许嘉璐多次来到山东，探访文化遗迹，感受齐风鲁韵。他还登上讲坛，让齐鲁后人分享他对齐鲁文化的研究成果。 记者有幸聆听了他精彩的演讲，享受了一次文化大餐。

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问题

我并不从事文化某个门类的研究，而是研究古代汉语的。 但是，现实的刺激又逼迫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问题。

我们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西方剩余的资本、技术、产品大量涌入，受到强烈的冲击，其后果直接体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同时，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及其弟子福朗西斯科·福山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亨廷顿鼓励美国将其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断言，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福朗西斯科·福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代表人，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福山的观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与我们针锋相对。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代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引进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文化对大同世界的追求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所追求的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与他人、社会、自然友好相处，亲密无间。

“文明冲突”和“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不是根据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研究的，而是这些西方学者以自己的价值观所作的思辨与推衍。因此，在和现实碰撞的时候，他们也感到迷茫。但是，亨廷顿和福山每出一本书，都能成为学术领域最为风行、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书，说明他们有着广泛的群众、思想和学术基础。配合着这些理论，视中国为敌的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明的、暗的、物质的、 精神的手段，把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大举渗透。举一个例子，某些外国势力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在中国每一个县每一个乡建一所教堂，现在已经建了 1000 多所了。难道他们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要把上帝无私的爱带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但是，值得我们忧虑的是，某些国人对此还懵懵懂懂，甚至把毒药当糖果吃，眼看着孩子们和父母之间所谓的代沟越来越深，眼看着孩子们盲目地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却束手无策，一个个家长只能惊呼和哀叹。

这两个方面的刺激逼迫我去思考人类文化的规律是什么？中国的文化怎么啦？怎么办？

不可忽视对生活习惯的引导

要把握文化，首先要将它条理化。

我将文化分为三个层级:一是表层文化。又称为物质文化。这是人类最易感知的文化，是围绕衣食住行所体现的去取好恶。物质本身不是文化，但“去取好恶”赋予在上面就是文化。比如，我选这种衣服，他选那种衣服，是对衣服的“去取好恶”，就是物质文化。

二是中层文化。又称为制度文化。中层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等。这一层的特点是要借助物质来体现底层的文化。以前，娶媳妇要有盖头，这是从远古时候抢婚演化来的。当时，抢婚的人怕抢来的姑娘照着原路逃回去，所以把姑娘脑袋一蒙，背着就走。可见风俗要借助着物质来体现。

三是底层文化。又称为哲学文化。底层文化就是人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

文化的三个层级间是什么关系呢？表层和中层反映着底层的内涵，底层内涵渗透于表层和中层。表层和中层的变化渗透到并影响着底层，底层引导并制约着表层和中层的变化。简化而言，表层、中层、底层是彼此互动的。底层最稳，表层最容易变。今年流行穿红的，街上都穿红的；明年流行黑的，街上都穿黑的。吃也是这样，现在小孩子都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慢慢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改变了。现在年轻人穿着怪里怪气，打着耳钉、鼻钉、脐钉，久而久之就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果我们的文化、艺术、宗教不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与西方生活方式相适应，将西方的生活方式作为我们生活的主流，就要影响到法律、政策的制定，最终将导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观、价值观荡然无存。

要提倡文明对话论

没有人不喜欢吃中国菜，中国饮食文化了不起。 中国菜非常丰富，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得清有多少种中国菜。中国几大菜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五味调和”。 我每次出国最怕的是吃鱼。鱼煮熟了端上来，你面前只放着盐和花椒粉，没有别的调料。我们中国人烧鱼，厨房里总要摆着多个小碗，里面盛着各色调料。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的哲学思想在饮食文化上的体现。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都是一个“和”字贯穿其中。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协商加表决”，而不是“ 辩论加表决”。 就是说，在表决前，要反反复复地讨论、协商。我常跟外国人说，我们党的会议也好，人大会议也好，决议或法律很少有不通过的，你不知道我们投票前做了多少工作。 我国制定、通过一部法律平均要花费七年半时间。这期间我们不是坐在屋子里辩论，而是反反复复地上下征求意见，左右协调。

与中华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同时创造了自然供人类消费、享用。这种文化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二元对立的思想。正是因为二元对立，西方出现了文明冲突论，一方是基督教文化，另一方是伊斯兰教文化。亨廷顿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往深里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与基督教文化真正不同的是中华文化。因此，他说，我们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应该说，亨廷顿看得比较深，但他走错路了。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元，我们中华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元，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共存共荣。可以“和而不同”嘛。所以，我想，齐鲁大地，文化渊源这么深厚，中华文化的根在这里，针对文明冲突论，我们要提倡文明对话论，不同的文化来我们齐鲁大地对话，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

中医征服了外国政要

在儒家文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讲究“仁义礼智信”；人与天的关系就是顺其自然，天人合一；人自身是一个整体，人的各个器官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而西方把人体各个器官看成是不相关的，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在不行动把刀，动刀不行就化疗，化疗不行就了了”。

中医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哲学。中医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德国，广大领域鼠疫横行，死了两千多万人，有的城市连推死尸的人都没了。中国是农业国家，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鼠疫，我们全靠着中医救急，一人一碗草药汤就挺过来了。还有养生，西医是不讲养生的，养生非找中医不可，它体现了中国哲学。中亚、中东，他们的医学吸收大量中医的营养，是古代靠着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现在有一部分中医出去了，叫响的是针灸。去年我去新西兰，遇到卫生部长，是一位女的，胳膊疼得抬不起来，看遍了西医，治不了。没有办法，就到了在奥克兰市的中医学院，是浙江医学院的两个老师办的。问清了病情，四根针下去，好了。再扎两天，一点事也没有了。这位卫生部长以前是抵制中医的，现在到处宣传中医的妙处，还给了这个医学院进入新西兰教育体系的权利，学院发的文凭全新西兰都要承认。

中医把俄罗斯的政界全征服了。从总统梅德韦杰夫，到总理普京，再到副总理和其他高级官员，全来北京看中医。俄罗斯外交部长上次来访，在北京待了一天半，其中拿出半天看中医，还抓了药回去。

从前，美国医学界说中医是不科学的，愚昧的，因为你们说的阴阳、五行、虚实等等，在我实验室里看不出来，不能验证。从去年改变了，美国医学会主席说，你们的中医是现在的科技解释不了的。这是很大的转变。现在美国有十一个州把中医纳入到医疗保险系统。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医要得到各国的承认，不是很快就能促成的。 希望将来风靡全世界的是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