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次流产的“跳槽”之旅
刘仰东
1921年，胡适不过30岁，却已名声大噪并享有新文学“泰斗”之盛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这年暑假，他有过一趟上海之行，差点没从北大“跳槽”到商务印书馆。
这年春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北京找到胡适，力劝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商务接替自己的职位，并语含恳切地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没有明确表态，他承认“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又认为“我是30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犹疑之间，他答应高梦旦，暑假期间去上海实地考察一次。
7月16日晚10点，胡适乘火车到上海。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数位商务印书馆的头面人物候于站台，把胡适接到大东旅馆。自此至9月7日，除往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学数日外，胡适几乎泡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对有可能成为未来供职单位的这个地方，做了方方面面的“调研”。
商务编译所规模可观，分国文、英文、词典、理化、东文等部，有160人之多，并且不乏“才俊”之辈。胡适一去，就把编译所的一间会客室当办公处，对编译所的高级编辑及商务各杂志主编来了个轮流“召见”。几十年后，当年也是商务一员的茅盾曾忆及当时的情形:
我也是被“召见”的一个。我从没见过胡适，但早从陈独秀夹《新青年》到上海来编辑、发行那时，就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头子。我只回答他的询问(那都是琐屑的事)，不想多谈。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从胡适日记看，这天是7月18日，他也只是一笔带过:“见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倒是对同一天“召见”的郑贞文(心南)，日记流露出器重之语:“他是日本东京帝大理学士，甚有思想，甚不满意于编译所。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知道我要来，曾做一个改良此间组织的计划……此计划甚好。他说，组织是一事，人才又是一事；有好组织而无好人，是无用的。这话也是实情。”对此，高梦旦说:“郑心南诸人只要‘立宪’，我要的是‘革命’。”胡适则认为:“编译所是不能完全不要的。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
另一位编辑杨端六的看法也引起胡适的重视，他在7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
端六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现在馆中事权不统一，馆中元老皆(1)退职官僚，(2)工人，(3)文人，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营业的道理的。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终年无假期，暑假名为可以自由，而又以加薪之法鼓励人不告假。)(薪俸也极薄。)
胡适接着又写道:“杨君所言，极中肯要。他们方以为待编辑甚优，然一入门即可见所谓‘优待宾师’之道了！”
胡适不仅轮番找人谈话，还布置一些编辑提出书面的编译所改革方案，并列席常规的“编译会议”。在一次讨论中学教科书问题的会上，胡适本来是一个旁听者，但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这种问题，我本不必加入讨论，但他们的讨论太散漫了，我忍不住加入讨论。我劝他们各部各做一个计划，再开会讨论，便可不致如此散漫了。”
从这些日记片断来看，这次考察，商务留给胡适的负面印象甚多。一个多月后，胡适终于决定仍留在北大教书，并推荐他的老师王云五以自代。当然，胡适决意不干，不完全取决于这些负面印象，也有他自己的打算。8月13日，商务的掌门人物张元济到编译所访胡适，高梦旦也从旁再三相劝，挽留胡适。胡适则认为:“这个编译所确是很紧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30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胡适不干并举荐王云五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对商务当局表示: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际关系，王云五则既有学问，又有办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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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仰东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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