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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20世纪是鲁迅的,21世纪是胡适的
2009年05月04日 09:51文摘 】 【打印已有评论0

慎之先生也许自己都没想到,他和李普先生在电话中的一席通话,会成为一个世纪的预言。2002年某日,他们在电话两头交流对胡适鲁迅的看法时,据李普先生文章:“……他稍停了一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由此,这句话便成了慎之老人留给我们这个世纪的遗言,也是他对他不再能看到的这个世纪的预言。

但,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个预言,包括能接受这个预言中的胡适呢?在构想这篇文章时,一位读者读我写胡适的《瞧,这人》后给我写来的电子邮件打动了我。这是原话:“我和您素昧平生,给您写这封信显得很唐突,请您原谅。我主要是想向您表明:认同自由价值观念、对胡适先生怀有理解之同情的人虽然很少,但是在慢慢增加。我们‘不怕二三人是少数’。”这最后一句,让我无语良久,在感动中。此人是1970年代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他们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中坚,如果他们能够普遍地接受由胡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慎之先生的期待便是可以预期的。为此,我们要努力工作。

在慎之先生的表述中,胡适和鲁迅都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鲁迅的价值取向是苏俄,比如托洛茨基声称:俄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铁与血的纪元。相应地,鲁迅的表述则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20世纪铁、血、火、剑的交错辉映,使得这个世纪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世纪(这是慎之老人的话:“整个二十世纪,对于形成主流的中国青年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属于鲁迅,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胡适则是这个世纪的“他者”。革命自有其道理,至少革命都是被剧烈的社会不公逼出来的,当然还有煽动。但,如果革命是社会不公的产儿,它一转身却是专制之父:这一点会不会让人始料未及,包括鲁迅。

至于“胡适的世纪”,则取决于胡适身上所体现的那套价值。如果说自由、民治、宪政是胡适一生的诉求,显然,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所要争取、所要兑现的内容。并且“胡适的世纪”还要求我们以胡适的方式实现胡适的目标。胡适的方式是尽可能地不革命、不暴力,他不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暴力摧毁,而是以分长寸进的努力把这个制度往法治框架里逼。这就需要时间,甚至很长。20世纪没有选择胡适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那是一个激进图强的时代,尤其时代的主体是青年。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胡适当然走不进年轻的李慎之和李慎之们的视野,他们要的是鲁迅的“最快”,要的是毛泽东式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李慎之”瞧不起“胡适之”,便也注定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蚌病成珠。晚年李慎之对胡适之的推崇是慎之老人一生的反省,其中更包括血与泪的经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误导’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分量很重的。”是的,历史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圈,回头看去,却是歧途;但一代人却无可挽回地垫进去了自己的青春、热情、热血乃至生命,这样的反省如何不沉重、又如何不沉痛。慎之先生终于憬悟:“胡适的道路虽然迂远,却是无可替代的”。于是,历史进入21世纪,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胡适开始重返历史前台。

如何走向“胡适的世纪”,在自由、民治、宪政的目标下,所要做的工作很多,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是“夕闻道”的慎之先生所作出的选择,正如李普先生在其纪念文章中写道:“慎之去世以后我重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他一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说人生如果真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李普先生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做一个公民教员,从事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这不是慎之先生下一辈子的事,他晚年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他的文章在。只是天不假年,一次感冒遽然成了先生的致命杀手。于是,这个任务就留给了这个世纪中的我们。

面对由专制历史积淀而成的“子民心态”,20世纪以来,存在着胡适和鲁迅两种不同的方式。鲁迅的方式是“改造国民性”,胡适的方式是“改造国体性”(即制度性)。在慎之先生对鲁迅的反思外,我要说,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事实上更多与人性和人性的幽暗缠结一体,改掉也难。另外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是排他的,鲁迅不仅视其为“第一要著”,而且任何制度努力都不在他的视野中(“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胡适不然,他并非排斥国民性批判,但他的功夫更花在国体性和制度性的努力上,认为制度也是一种教育:“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因此,如何走向民治,胡适强调:“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可以这样对比,鲁迅下笔是“国民”,胡适笔下是“公民”。鲁迅的工作是对国民进行人性改造,胡适的努力是对公民进行制度教育。放在今天,如果不偏废鲁迅,但胡适的工作显然更重要、也更为根本。

慎之先生显然意识到此,他晚年的工作是胡适未竟事业的赓续。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感慨,从“李慎之看不起胡适之”到“李慎之赓续胡适之”,这样一个历史流转不是“华丽转身”,而是“风雨苍黄”。今天,二位不再,风雨依旧,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关注我们时,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未竟就是我们的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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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邵建   编辑: 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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