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在中国的文化产业界，吴怀尧绝对算得上是一位人物。继接连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和“怀尧访谈录”之后，吴怀尧的眼光又瞄上了出版业，即将推出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

这是一本怎样的杂志呢？按照吴怀尧的说法，“《新青年》的关键词是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有趣而不乏深度，给有梦想有担当的人看。

”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尽管吴怀尧网罗到一个堪称豪华的创作班底，但想做到“有趣而不乏深度”，目力所及，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近年也只王小波一人而已。

尽管吴怀尧意图小心翼翼地撇清此《新青年》和彼《新青年》的关系，但任谁都知道，在五四运动九十年之际，推出一本也叫《新青年》的杂志意味着什么。创刊之说好理解，复刊之论却有待观察。毕竟，文化思想界曾执牛耳的《新青年》，被普遍认为“《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报刊，堪称寥寥。

遥想当年，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即便是写作《敬告青年》这样振聋发聩的发刊词，创办人陈独秀仍对外宣称，这个杂志的目的是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发动政治批判。“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

实际却是，陈独秀的——“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新青年》理想未竟。胡适先生在1932年检点《新青年》的得失时，不无痛心地写道:“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

吴怀尧的《新青年》如何打破陈独秀的《新青年》的文化和政治间的魔咒？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那段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从来不是一段纯粹的文化运动。胡适以为，“整个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缺失，是其对西方文明的迎受仅限于‘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而缺少了‘穆姑娘’（道德）”。（吴稚晖语）

文化的启蒙和勃兴，不仅需要种子，更需要土壤。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几个时期，远如春秋，近如民国初年，无一不是内外境况交相呼应。否则，仅凭几个文人的意会，则近于谈玄和清议。到头来，只会落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传统中国和现代社会的脐带，在某种程度上，《新青年》可以被视为五四的“脐带血”。今天，当我们向现代再出发之际，吴怀尧和他的《新青年》，又会给我们送来怎样的补充和营养？

哪怕，它的名字也叫《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