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奇奥：文学既非灯塔，也非避风港

图一

作品中译本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通讯员 刘红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人物简介

勒·克莱齐奥，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

1994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作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是当今法国文学的核心之一。

近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语作家勒·克莱奇奥作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困境时代的作家”为题，与广外学子分享他的写作经历，畅谈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所在。为勒·克莱奇奥讲座进行现场翻译的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许钧教授。

在讲座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正式聘请勒·克莱齐奥为该校荣誉教授（如图一）。

这是勒·克莱齐奥第二次来广州，第一次是在47年前，他说广州的变化之大让他惊讶，他也为能在广州这所古老的城市畅谈文学而感到高兴。此前，他刚刚结束在南京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艺术与文化的多元阐释”，在这门课上，他强调艺术的多元特征，系统地阐述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也意在让某种“西方艺术中心论”自然解体。

勒·克莱齐奥被称作是“世界主义作家“，他始终关注边缘、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曾在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说，在欧洲，人们生活在一个气泡里，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可以永无休止地靠从第三世界掠夺来的财富生活，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在这里弄点煤、那里弄点铀，再到别处弄点矿物能源。这是极为盲目、极为疯狂的。

从女性交谈艺术辞典开始阅读

勒·克莱奇奥从自己的童年时代讲起。他出生于战争年代，书籍极度匮乏，只有外婆的藏书架上有些书，主要是辞典和百科全书。最吸引他的一本辞典叫做《交谈艺术辞典》，这本书专门为已婚女性提供交谈的话题，以便她们能够在丈夫的沙龙里表现得体。辞典涵盖的主题十分丰富，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有所描写，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埃及艳后、孔子、耶稣等等。这些词条也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家写的，包括司汤达这样的大作家。

勒·克莱齐奥说，他把这些词条当作同时代的作品来阅读，当作未知世界中最真实准确的资料来看待。“直至今日，我仍然对那个年代满怀思念。那时学习知识如此困难，需要下不少工夫，辞书又厚，字又小，也没有插图，但我却久久流连于这些辞书，忘记了现实，也逃避了日常生活物质匮乏的种种烦扰。”他说，那个时代，阅读成为培养想象力最好的训练。

在勒·克莱齐奥七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读过莫泊桑、皮埃尔·路易斯、阿纳托尔·法朗士、于思曼等人的故事和小说。“虽然这些书不是写给小孩看的，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阅读这些书时的那些新奇和迷惑，尤其是莫泊桑的小说《一生》。”勒·克莱齐奥说，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莫泊桑写的这个故事，但却为这个违背道德的故事着迷。“我发现了道德的禁忌、罪恶和残酷；我尤其发现的是写作的艺术，作者的天分能让我们进入人物灵魂深处，甚至在不断翻页的过程中被焦虑所挟持，期待着故事的结局，仿佛小说讲述的是身边亲近的人的事情。”

以小说打破沉默抗议战争

讲座中，勒·克莱齐奥特别提到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他清楚地记得，1961年夏天，战争爆发到极致，恐怖主义袭击和法国军队的掠夺都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境下，他开始动笔。1963年，他还在进修硕士学位，《诉讼笔录》出版，当年即入围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并获得另一项法国文学奖“勒诺多文学奖”，一举成名。

1960年代，是加缪和萨特“盛行”的年代，也是萨特提出文学应当介入社会的年代。勒·克莱齐奥一边写下他的第一部小说，同时也在等待着或许不得不去参军的命运，去攻打那些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的人民。他说，萨特提出的“介入小说”似乎并不表现这种焦虑，法国的知识分子被迫沉默，而他的这本小说展现的正是这种境遇，一个年轻人被政治暴力和疯狂所侵袭的境遇。可是战争持续了下去，并且超过了限度，因为戴高乐不顾联合国谴责，意图保留占领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撒哈拉沙漠，以进行露天核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勒·克莱奇奥的小说具有了抗议的色彩。

演讲摘录

当讽刺替代了批评精神

这是一个对于所有人来说都非常艰难的时期。尽管我们有所发展并开始富足，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更加艰难的年代，这正是作家必须面对的焦虑年代。我说的不是经济危机。我在战后的欧洲生活过，那时更加贫困，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穿的是打满补丁的衣服。在战后这一时期，法国尼斯这个今天以华丽的酒店和赌场为傲的城市，当时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去。因为药品匮乏，很多年幼的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或是死于今天看来并不严重的疾病，比如百日咳。而我自己也是肺结核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更加艰苦。今天是冷酷与自私的年代，是强国自我封闭，无视他国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欧洲的地方病重新出现，也就是所谓种族主义的重新出现。有时我走在巴黎或伦敦街头，觉得自己又重新回到了狄更斯的年代。普通人改换了衣着和样貌，但他们依然生活在平日的残酷中。我在外婆藏书架上读到的莫泊桑的小说《一生》，里边的人物又重新回到了社会。

作家是细致入微的目击者，他们在现实中找到写作与想象的理由。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电脑、电视了解世界，这种极大的自由让人们跟世界的交流变得十分容易，但这种自由单调得可怕。我们了解世界的一切，所有人也都了解我们的一切。讽刺替代了批评精神，愤世嫉俗替代了清醒睿智。“差不多”变成了知识的规范。

在受到图像和矛盾信息重压的世界里，我发觉，文学从未像今天如此必要。文学是慢的艺术。文学不满足于几阵轰动。文学对立于任何平庸的思想，对立于任何理想主义的弄虚作假。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不久前表明：“我写作不是为了提出解决方法。我写作是为了让人头疼。”

当今世界的不公平远没有消除。在很多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罪行、女性所蒙受的痛苦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与全球化的危险幻象作斗争。全球化这个词包含着医药或科技上不可否认的进步，但是它也被用来掩盖殖民主义的回归，有些表面看来人道，实际和帝国主义一样有害。

写《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是害人的理论，他试图重建东西方的对立状态，以此肯定文化防御政策。文学绝对与这种幻觉相反。文学是一片土地、社会、语言的产物，但是它拥有普世的使命，它能够从一种文化中逃离出来，往全世界散播出去。我能够通过法文翻译阅读老舍的作品，阅读他在北京胡同的生活，从他的细节中偶然而生的，是全人类的归属感。

在这一困境时期——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我们可以始终坚信文学，因为文学是我们共同的财产，将我们团结起来，将我们组织起来。文学是日常的语言和升华的语言共同构成的庆典。借助翻译，借助教育，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的真实图景——既不是理想主义的玫瑰天堂，也不是玩世不恭者和唯利是图者的死亡地狱。每一代人都在继续着这场斗争，仿佛这是最后一场战斗。在变幻莫测的人类社会里，文学既不是灯塔，也不是和平的避风港。文学仅仅是看得见的道路中的一条，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行。

羊城晚报：您的祖先是毛里求斯人，父母是英国人，您曾说自己的边缘感是与生俱来的，那这种边缘感如何影响到您今后的写作？

勒·克莱齐奥：毛里求斯是曾经英国的殖民地，所以父母就自动变成了英国人。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法国文化。

羊城晚报：获诺奖后，似乎更多的是法国人希望把你纳入到法国作家里，而你更像是世界主义的作家，只是用法语写作而已，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勒·克莱齐奥：我的父母是毛里求斯人，我是用法语写作，所以大家经常把我归为法国作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非常赞同或完全传承了法国文学或者法国文化，尤其是对法国的政治我不是特别赞同。拿毛里求斯做例子，我很喜欢毛里求斯，虽然国家很小，但很和平，也不会对其他国家发起战争，也不会鼓励战争。

我觉得文学是一个大家庭，里边包含了很多成员。比如我读毕飞宇的书，我并不觉得是在读一个中国作家的书，我会觉得在读的是另外一个人在给我讲述他的经历和故事，这个人很像我的远房亲戚。可能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他就很像我远方的家人。从我个人的文学兴趣爱好来说，我喜欢的作家也很多元，有黎巴嫩的，印度的，也包括中国的老舍。文学不应该限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应该是开放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大家庭。

羊城晚报：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谈到文学的介入问题。您对文学介入社会的看法是？

勒·克莱齐奥：我非常喜欢萨特，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战争精神的作家，是大哲学家，特别是他敢于起来跟当权者抗衡，我非常欣赏他。对于萨特来说，文学是一种介入社会的主要方式，他提出的“什么是文学”，也是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产生的。

现在已经不是萨特的时代，不能狂妄地以为一部小说能改变世界。今天的作家只能承认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在阅读萨特、加缪这些作家时，可以清楚看到这些作家斗士对人类的未来和写作的力量具有无限的信心。而我们今天已不再相信了。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全球化？

勒·克莱齐奥：我拿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做例子吧。很早以前我在毛里求斯一个图书馆发现了这套书，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当时我就在想，我离西班牙那么远，为什么会对这个作家感兴趣？后来我发现这部作品其实不只是写西班牙，它写的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是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遇见的。毛里求斯也好，法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读到这部作品，这是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接受的文学。这也让我想起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也不是只给英语读者看的。文学是可以流通的，是可以让世界人民互相认识，互相承认的。就好比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书不仅有中国读者，也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读者。也就是说，文学其实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全球化有好几个层面。我非常主张文学艺术方面的全球化，因为这是非常正向积极的。跟医药技术有关的，科技方面的，这方面的全球化也非常重要，能够帮助人类前进。但有一种全球化是需要留意和思考的，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现在的很多观点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在主导，我觉得这样的倾向非常不好，值得警惕。

羊城晚报：人们很喜欢用疏离感来形容您，您会感到孤独吗？孤独如何影响您的写作？

勒·克莱齐奥：实际上作家都是非常孤独的。所谓作家的痛苦在于，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子里，创作确实是非常孤独的过程，你不会看到有非常美好的创作过程。但积极的一面是，位于这个房间里的孤独的作家，他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写出作品，让读者了解他，这也是感受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孤独的环境里创作出来的东西，让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他的孤独、痛苦、缺点、自由，这也是一种走向自由的方式吧。

羊城晚报：2011年您来中国的时候曾说，想写一部以农村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这个想法后来有进展吗？

勒·克莱齐奥：自从我读了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想法了。

(感谢许钧、杨晓敏的现场翻译)

何晶、刘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