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龙：民族文化是血液里流淌着的魂

本报记者 刘 淼

耳顺之年的周龙，平和的笑容似乎已经生长在了脸上。抽烟斗、喝咖啡、给学生上课、与朋友谈天……笑容温和豁达。而与妻子陈怡在一起时，那笑容里更多了几分温柔。

拿遍美国所有的作曲奖项，包括大名鼎鼎的普利策奖；所有的作品都被制成唱片公开发行；每年有作品被世界名团在各地演奏……周龙得到了每个作曲家梦寐以求的一切。但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比不过陈怡微笑着送上的一杯白开水。

七岁与钢琴不欢而散

周龙出生在北京鼓楼的一个四合院里。周龙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歌唱家，都在艺术高校任教。“小的时候听了很多古典音乐和歌剧。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有芭蕾舞演出，我就会趴在乐池边听音乐。”

5岁时，周龙开始学习钢琴，不过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母亲说，她从小就喜欢钢琴，但是家里没有钱，所以才学了声乐。她希望我能成为钢琴家。”但是周龙喜欢的是拆收音机、玩模型、装小马达，哪里肯在钢琴前坐定。

母亲总想收住周龙的心，规定每次练琴要20遍，并且准备了20张小纸条，练完一曲，就把纸条从这边拿到那边。周龙匆忙练完一曲，把好几张纸塞了过去。纸条全拿走，就是解放的时候了。谁知一推门，锁了。

一次，听着四合院里孩子们的笑声，周龙终于坐不住了，砸开玻璃爬到屋外。看着伤痕累累的周龙，母亲吓坏了。于是，7岁那年，周龙与钢琴不欢而散。

但是听音乐的习惯没有改。大姨朱敏经常从前苏联带回大叠大叠的唱片，它们是周龙的宝贝。

勤努力终进“大师班”

“知识青年一辈子扎根边疆”的口号一起，16岁的周龙打起背包到了黑龙江鹤岗生产建设兵团。“5年时间，虽然有点田园情趣，但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

直到因一次劳动受伤回家休养的间隙，周龙开始私下跟着音乐学院的老师从最基础的乐理学起，读谱、歌曲写作、指挥、作曲、和声……重新推开儿时关上的那扇门。“这些老师都是母亲找来的。她很崇拜作曲家，认为作曲家是音乐家里至高无上的，唯有创作才能成就表演家。所以她认为我放弃了钢琴，就应该当作曲家。”

回河北张家口，是托了关系的。在张家口文工团，周龙什么都做——拉大幕，敲打击乐，拉手风琴，给舞蹈配乐，写合唱、独唱。

“那时候团里学京剧，都是我带着乐队到别的团去抄谱子。别的团都是大编制的乐队，我们团的乐队只有十几个人，所以我还要担任重新配器的工作。”而那个时期，周龙写得最多的是“语录歌”。“一有最新指示，马上就写，写完立马排练，第二天就表演。”周龙说，这不仅是他当时最有成就感的事，也练就了他日后写配乐的速度。

1977年秋天，在到呼伦贝尔采集民歌返程的火车上，周龙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于是急匆匆回到家，准备高考。“钢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练了，得拼命练，练到能考取为止。”

最终，周龙如愿以偿地坐在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室里。而当时教室里还坐着谭盾、刘索拉、陈其钢、瞿小松、叶小纲、郭文景以及周龙日后的妻子陈怡。若干年后，这个班被称为“大师班”。

曾经挫折，《无极》转机

1983年，周龙以交响乐《广陵散》圆满结束了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涯。刚刚领到毕业证书，周龙的创作专辑《空谷流水》便正式出版。他也成为“大师班”上出版创作专辑的第一人。毕业后，周龙被分配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两年，是周龙最惬意的时光。“那时候，上班的节奏很慢。每个月就去创作室开个会，然后创作组长每人发一个信封，就是工资。创作任务很少，偶尔有个写台标的任务，时长也只需要40秒。”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周文中教授偶然间听到了周龙的《空谷流水》专辑和他创作的两台广播交响音乐会的录音，果断将其收归门下。于是，周龙跳过了硕士，直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几年，周龙经历了音乐创作的最大挫折。“要读博士班课程，要学英语，又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当时觉得什么样的音乐都有，什么样的表演都有，很丰富，但文化上有很大隔阂。”在这样的压力下，周龙两年没有创作。“对于一个作曲家而言，两年失声是非常悲惨的。”

终于，两年之后，有人以一顿寿司为酬，请周龙写一部作品。于是，《无极》应运而生。“《无极》与我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是无调性的，非常复杂，这也是两年的转折体验带来的。”

一天，周龙正在宿舍洗澡，电话响了。陈怡将电话拿到了浴室，并告诉他是从德国打来的。对方用英语说：“祝贺你得了国际奖。邀请你来参加颁奖礼，奖金7000马克，还将有乐团现场演奏你的作品。”

周龙乐坏了。而从那以后，各种奖项陆续登门。1991年在法国得奖，1995年的弦乐四重奏席卷美国。随后《唐诗四首》诞生，其中两个乐章到BBC参加比赛，荣获“大师奖”。“这以后转机就来了。虽说获奖不是目的，但常常可以带来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找到周龙，要帮他出版作品。“2000年后就开始恢复元气了，写了很多作品，特别是大量的室内乐作品。”他说。

用英文唱出中国腔调

拿下普利策奖，多少有点出乎周龙的意料，毕竟歌剧创作是他职业生涯后半段的新尝试，他48岁时才写出自己的第一部歌剧，而这第一次尝试竟然就获了大奖。

剧本出自一位执法35年的新加坡裔联邦检察官林晓英，她在退休后重拾文学爱好，对《白蛇传》的故事格外着迷。一开始只是想做一段咏叹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先生，但后来从10位作曲家中遴选出周龙，又收到波士顿歌剧院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联合委约，《白蛇传》成了一部大制作。

“要写英语，但是要让歌听起来像中国歌剧。”这是周龙对自己的要求。在旋律上，他延续了普契尼式流畅的旋律，并未挑战欧洲歌剧的传统，但又以汉语的四声作为旋律中的音节，软化语言本身，而强调节奏中的抑扬顿挫，同时加入京剧中特有的坠腔、顿腔和颤腔。“西方音韵、中国语汇，既能听懂英语，又是中国腔调。”

《白蛇传》先后进行了3次试唱，以确保首演成功，因为在歌剧的创作规则里，一旦失败，很难修改。2010年春，该剧在波士顿首演，票价高达1000至3000美元，座无虚席。

周龙接受媒体采访时既冷静又骄傲：“普利策这次把奖给《白蛇传》，不是说就是西方向东看，这个奖不会考虑向东向西看，而是考量你是不是向更高的层次看。”

别轻易丢掉民族文化

如今，周龙同时在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和天津音乐学院执教。虽然面对着不同肤色的学生，但周龙始终秉承一个理念——别丢了流淌在血液里的魂。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5年，不仅是我正规系统学习的阶段，也强化了我对民族音乐的理解。那时候的民族音乐课程，囊括了各地民歌、戏曲、说唱音乐等，都是需要我们挨个背诵的。但这些课程现在几乎不再开设了，所以学生在创作时也很难见到这些民间的东西。”

在美国教学时，周龙曾经鼓励韩国学生利用韩国传统音乐素材进行创作。“刚开始，他们都不理解，觉得自己是来美国学西方作曲技法的，就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些民族的是‘土’的。我反复跟他们说，民族文化是血液里流淌着的魂，千万别轻易丢掉。”

周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年，由北京交响乐团委约，周龙创作了交响乐作品《京华风韵》。在这部分为《钟鼓风》、《庙会风》、《京韵风》和《急急风》四个乐章的作品里，有着他对北京的记忆，更有着他对民族文化深深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