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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都有价值”

2013年11月21日 08:18
来源:东方早报

我们与上师大公共史学中心合作举办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希望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公共历史学科建设,进而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 专访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新历史合作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组建的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于17日在苏州启动,为个人写史提供帮助。

新历史合作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组建的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于17日在苏州启动,为个人写史提供帮助。

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

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

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早报记者专访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东方早报:本届历史嘉年华与上届相比在设计上有什么不同?

唐建光:首先加入了学术单元,即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公共历史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内,但真正引起学术界重视要到2010年。我们与上师大公共史学中心合作举办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希望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公共历史学科建设,进而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定位应该在哪里呢?其价值何在?

唐建光:个人写史肯定不是学术研究,但确实是历史资料,保存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国家的记忆,是对未来负责的方式,它的很多价值未必是现在能看到的,但我觉得对将来是一定会有作用的。现在研究辛亥、抗战、“文革”等时期的资料少,就是因为保存差,很多人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照片等被“破四旧”破掉了。

东方早报:国外有类似的做法吗?

唐建光:最突出的是犹太人大屠杀那段时期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或社会各界,希望挖掘犹太人的那段记忆,但基本都被抗拒了。但最近我们有同事去以色列交流,发现犹太人自己在挖掘、保存自己的历史,收集整理个体群体的记忆,通过国家、社会的参与,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在美国很多都是以社区、族群、地方为单位来进行项目采集,很多地方性的图书馆都会通过当地居民的口述,把一切可以保存的资料保存下来,也就保存了地方记忆。

巧合的是,在我们宣布成立“我的历史”平台的第二天,台湾“文化部”也宣布启动“国民记忆库”的收集行动,他们也打算用数字技术保存,做成资料库。只不过他们是官方的,而我们是民间的,但是可见个人写史、个人记忆的保存已经成为趋势。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的方式可以推广给每个人吗?

唐建光:有一点难度。这种个人历史记录多数是非功利的,这是其推广的障碍。其次是技术门槛,要求记录者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对材料的分析甄别能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第三是心理层面,我们收到的很多反馈中,有些人并不是很愿意去直面过去的经历,宁愿让它过去,也不想去回忆。从这些角度看,应该不可能让每个人参与,但我们希望尽可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个人历史记录可谓“有多少算多少”,哪怕多一点资料、对我们的历史记忆都是有帮助的。

东方早报:“我的历史”这样的平台会对民间记忆的保存提供哪些帮助?

唐建光:目前的写作者、记录者往往自发,缺少相关的组织和培训,乃至很多人分不清虚构和真实,把个人史当小说来写,这不管是对作品可信度还是史料价值,都存在很大影响,所以我们首先会进行相关的组织与培训。其次,个人史写作不像商业写作一样有出版、挣钱这样的外在动力,这湮没了一部分积极性。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组织平台,让历史学者、写作者、出版人、媒体人加入进来,构建一个可以交流的出品通道,让内容得以出口、分享,提升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就是图书馆系统,大量的个人写史可能并不是完整的形态,有的可能是碎片式的,有的可能是博客连载式的,但这些内容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希望能够把其中有价值的内容整理、收集起来,做成图书馆,采取线上和线下的形式,不仅收藏纸质书、碟片,也会做成线上图书馆,利用数字分析的方式,使这些史料成为可被检索、被利用的数字形态。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项目已经收藏了3000多部民间历史作品,但我们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构建一个更大的面向公众参与的平台。

东方早报:个人写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怎样算是好作品?

唐建光:我们作为个人写史的组织和动员者,不会对此设定标准进行限制,在我们看来,只要是非虚构的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是有价值的:于个人有记忆的保存价值,于社会有历史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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