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好孩子”也不会随随便便成功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祝童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1月19日 12 版）

作为一个在鼓浪屿长大的“好孩子”，陈伟鸿随着厦门经济特区的成长，也在长大。四十多岁的他，对少年时的经历记忆犹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骑车来骑车回，没有电脑玩儿电视看”，但他对现在的中学生也很理解：“不能用以前的标准去衡量现在的孩子。现在的青年是前沿的，他们比我们那辈人更懂得追求，更懂得享受，更懂得一些自我的表达。”

有人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成全了主持人陈伟鸿，也有人说是陈伟鸿成全了《对话》，而他却认为：“选择对话，是为了彼此印证，飞鸿已去，唯有生命之痕，永存。”如今，对于自己少年时的过往，陈伟鸿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省心省力

陈伟鸿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是一个标准的闽南人。父亲和母亲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矿业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工业设计院工作。用他的话说，自己一直是个“幸福的好孩子”。

在老师眼里，陈伟鸿是个平淡而普通的乖孩子，一向循规蹈矩地做事。“考试的结果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在他的眼里，“父母永远是需要尊重的长辈和亲人”。与一些孩子的张扬和另类不同，陈伟鸿会特别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无论学习、写作业还是学校安排的一系列工作。那时的陈伟鸿清楚地知道作为班长，作为学习委员应该为同学做什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学校园里，“早恋”还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儿。“好孩子”坦言：“对于早恋的记忆，还是那年受校团委之托，亲自主持的那场关于‘早恋问题’的大讨论” 。当时，有一名中学生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被定义为“早恋”的文章。为了扼杀早恋的苗头，陈伟鸿所在的学校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于是活跃在广播站的陈伟鸿被选中主持这场活动。

“我们要正确看待早恋产生的不良后果，以及对学习的影响。”陈伟鸿的开场白义正词严。当时超级单纯的他，完全没看出同班同学之间有什么感情的端倪。“实际上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两个同班同学很快就结婚了”。

回想起那段时光，陈伟鸿笑着说：“因为没有经历过早恋，所以自然也体会不到它的美好或是恶毒”。他始终觉得，在合适的年龄去做一件合适的事情，会非常省心，也非常省力。在那个单纯到傻的年代里，陈伟鸿以一名“幸福的好学生”的标准来规范自己，投身于自己喜爱的英语领域，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渐渐推开了世界另一头的大门。

用心去听，很多东西会进入到你的心里

1986年，陈伟鸿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刚上幼儿园时的陈伟鸿，对老师的认知是从一个戴着眼镜、微微皱起眉头说话的老师开始的。“她皱眉的表情我觉得太美了！”自那之后，他便对老师产生了一种崇拜之情，那时的他觉得“老师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小学回家后，他会偷偷地把门的背面当作是复习功课的小黑板，用废粉笔头书写课堂的板书，过着当老师的“瘾”。这样的情感裹挟着中学时代站在讲台上领读英语的自豪之感，最终让他圆了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梦。

除了对老师梦想的追逐，对于广播、电视主持的喜爱一直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愫，这份一路坚持的副业与他一并成长。甚至到最后，他在做一名主持的路上，走得比当一名英语老师更远。

普通话标准与否对一名播音员来说，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衡量标准。作为一名典型的闽南人，要练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卷舌音是一大死穴。小时候考汉字注音，陈伟鸿就是搞不懂毛主席的“主”，究竟是读“zu”还是“zhu”。

这一关一定要过。为此，每次校园节目播出的前一天晚上，陈伟鸿都会拿到第二天要播的稿子，在背稿的过程当中，遇到读不准的字，他就拜《新华字典》为师。每天查拼音，一字一句，努力去掉闽南腔。

“大一的播音时光，字正腔圆成为主攻方向。”为此，他养成了一个“自恋”的习惯——每个自己节目播出的中午，他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饭回来，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听边吃。他打趣地说“还好我这位班长没有因此被同学们指责为脱离集体的‘自恋狂’。”

日复一日坚持训练绝不会白费——陈伟鸿脱口而出的每个字都自然而然地成了准确的普通话。“就像是开窍了一样”。回头仔细想一想，唯一有可能帮助他的就是那段查字典的日子，但查字典又能查多少字呢？“当你用心去听了，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会进入到你的心里，你就会牢牢记住一些东西。”

而后的两年里，陈伟鸿又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利用当时系里一套音响设备，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系电台——外语系之声（Voice of F. L. D）。在这个广播试验田上，他的创造力和激情被更多地释放出来，至今回忆起来，他仍然很骄傲，“那时采、编、播三合一，每一个主题都有自己的创意。那种感受是一种能和大家共享美妙音乐的喜悦。”

在红着眼睛打磨文案中逐渐成长

从一名老师走到《对话》节目的现场，陈伟鸿走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10年，是他快乐的10年，也是他追梦的10年。

10年的时间里，他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电台转入到音画同步的电视媒体领域：由“红红工作室”到厦门电视台。凭着一腔热血，陈伟鸿闯进了台湾师傅宗政恒的电视艺术里。这个机缘，让他从一个隔着玻璃看电视的门外汉，变成了半个行内人。而后，陈伟鸿又经历了从1995年至1999年5年时光的全面淬炼，最终成长为一名地方电视台的专业工作人员。

CCTV“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是一个转折点。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陈伟鸿最终脱颖而出，站在CCTV的舞台上，成为《对话》节目的主持人。

初来乍到的陈伟鸿经历了不少熬夜策划的折磨。“经常是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昏昏沉沉，然后被云山雾罩的烟味呛醒，呷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继续和策划以及编导们红着眼睛打磨文案”，这是他在新书《惊鸿一瞥》中记录下的一幕。就这样每天一群人熬夜开会，对选题提出、推翻再从头来过的反复中，陈伟鸿和《对话》一起成长起来，逐渐有了不可撼动的旗帜地位。

“在《对话》这13年，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用‘惊艳之感’来做一个描述，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可能真的仅仅是惊鸿一瞥，它只是我自己的视野所及。” 陈伟鸿说，“我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你好了不起，你看到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

当问到如果自己采访自己，最想问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问我自己的还是未来。未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惊喜或是意外？以后我会做一些什么呢？还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在他看来，所有的过去都已经沉淀在生命的记忆里了，对未知强烈的渴求会是他一直追问下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