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修养叫“老先生”

剥去“学术大牛”的外衣，回归到日常生活里，侯仁之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温情又严厉，不善沟通，爱猫，爱种树，爱跑步，爱扫雪。

10月24日，晚7点。在北京大学学生第一食堂的南门，侯方兴推着自行车，娓娓讲述他与父亲相处60多年的点滴。在黄昏的灯光下，不时有学生走过。

10月22日，被誉为北大“燕南园最后一位大师”的侯仁之先生驾鹤西去。作为长子，侯方兴连日忙于操办父亲的身后事宜，略显疲惫，裹着冲锋衣的身躯在瑟瑟秋风中略略发抖，他不时紧一紧自己的衣服，继续和记者的对话。

侯方兴说：父亲用一生告诉他要“正”：身子要正，为人处世要正。

勘测十三陵 挽腿就下河

侯方兴出生没多久，父亲侯仁之就去了英国留学，小时候的侯方兴住在天津的姥姥家，“最早对父亲是没什么印象的，童年的一天，父亲突然冒出来了。”

那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侯仁之毅然回国，1952年，6岁的侯方兴随父亲入住燕南园61号的那幢二层小楼。 “那会儿父亲很少在家，不是在外考察、讲学，就是在教室里上课，很少能看见他。”侯方兴回忆说。

1958年十三陵水库建成轰动全国。侯方兴说，其实早在十三陵水库开建之前，父亲侯仁之和一批北大教授就参与了对水库的勘测工作，“那也是我最快乐的童年经历，把它当成了夏令营，因为有机会能和父亲在一起。”

每天天刚亮，侯方兴就跟着父亲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去昌平，在蟒山脚下的河道勘测流沙速度等水文信息。侯方兴在沙滩上玩水、堆沙时，侯仁之挽起裤腿下到河里，用米尺丈量河道、记录数据，中午吃饭时就在河边随便找块石头坐下，就着咸菜啃馒头，还要看图纸。侯方兴说，后来他才知道如果突然遭遇山洪，水能冲翻一辆十轮卡车，后怕之余更加钦佩父亲的敬业精神。

与家人交流 也是谈学术

侯仁之先生去世后，记者曾两度进入燕南园61号，印象最深的还是房间里地上摆得满满的书籍。从《美国史研究》到《徐霞客传》，每一本都镌刻下历史的厚度。“父亲把这些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珍贵。”侯方兴一边整理着书，一边感慨。

1953年至1962年侯方兴读小学、初中期间，侯仁之很少过问他的学业。母亲张玮瑛长期在建国门附近的中国社科院工作，父亲一出差，侯方兴经常要独自去食堂吃饭独自睡觉，“父亲一回到家就钻进书房，经常熬夜，后来又改为早起，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老年。”

在燕南园61号的二层，侯仁之有一间独立的书房。侯方兴说里面除了门和窗，除了书柜，就是一个个一尺多直径的坛子，里面放着一卷卷测绘图。“前些年父亲把大部分书籍都捐给了北大图书馆，楼上已经基本空了。”

侯方兴说，在家期间，父亲和家人交流最多的还是学术问题，“他会说起他正在做的课题项目，还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比如1991年提出北京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听我们说得七嘴八舌，他就笑。”

如今的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圆明园的文物，包括未名湖的石鱼、校长办公楼前的华表等。侯方兴说，上世纪90年代圆明园管委会曾专门派人来北大咨询侯仁之，这些文物是否真的原属圆明园，“父亲指了指图，点了点头。其实发自内心，他还是希望这些文物能尽量物归原主的。”

教授爱扫地 一年俩扫帚

从侯仁之先生家的西门出来，记者推开半人高的栅栏绕楼一周，发现整栋楼已被一片绿色包围，驱散了不少秋意。侯方兴说，里面不少树都是父亲这几十年种下的，包括丁香、珍珠梅等。

说起父亲的业余爱好，侯方兴脱口而出“扫地”，他说父亲直到90岁还扛着大扫帚出来扫雪。很多时候，整个院子的大扫除都是侯仁之一个人干。“别人一把竹丝大扫帚用好几年，我们一年连修带补还得至少用两把扫帚。”

侯仁之先生还有一个长项便是跑步，他保持的大学5000米长跑纪录直到1954年才被打破。侯方兴说，父亲最引以为豪的是跑赢英国水兵，“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次他和英国水兵比试长跑，从西校门出发，到颐和园牌楼再折返回来，结果父亲跑到终点，回头还没看见英国水兵。”

在侯方兴的心目中，父亲侯仁之是一个严肃又不失温情的人。上世纪50年代，为了让孩子们吃好，他经常一人大清早骑自行车去海淀街买油饼。侯仁之还喜欢喂猫，邻居家的猫经常来蹭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季羡林先生家的猫也从朗润园过来了，被喂得饱饱的。”

大学毕业后，侯方兴被分配进了北京农林科学院，“父亲鼓励我要在这条路上做出成绩来。”已经退休的侯方兴说他自认为已经尽力，“退休前的最高职务是院工会副主席。”

侯方兴说，父亲一生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如何做人，“要正派，要正直。他一生不求做官、不求名誉。我们心里也都有把尺，从未想过用父亲的声名去换什么荫护。”

12年前，侯方兴买了一辆塞弗SUV，为的是能放下父亲的轮椅，带着父亲去郊区，看看那些他曾经勘测过、题过字的地方，“很想都走一遍，可惜终究未能如愿。”

一堂课让人牢记60年

胡兆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老师酷爱演讲，善于演讲。在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在群众性的科普活动中，在同学们欢聚的轻快场合，无论是长篇报告，还是即兴献词，老师都能应对自如。

记得1950年老师回国之初，应梁思成教授聘请，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市政地理基础》课程。当时我是清华大学地学系低年级学生，与几位学友商议后邀请老师前来作专题演讲。

老师登台演讲，仪态潇洒大方，声音洪亮圆润，吐字清晰准确，语调抑扬顿挫,引人入胜，催人深思。多年后，在探望老师时，老师津津有味地回忆起那次讲座的情景，诉说师生情谊，学生对那次讲座更是铭刻在心。一堂课能让听者牢记60余年，能指导听者研究工作60余年，大概是讲座能够达到的崇高境界了。

“老先生”是一种修养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记得第一次见到侯先生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考古工地。那是1972年的11月，我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因为天天挖土，大家仿佛又回到在农村干活的感觉。“考古考古，挖墓掘土，考古考古，连蒙带唬。”同学中不知谁编出这句话。

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挖土”，只见一位老先生与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到工地。当时的侯先生满头黑发，戴着一副深框眼镜，厚重，文雅。他们来到一处黄土断崖下，断崖上有我们刚刚发现的古代“灰坑”剖面。侯先生指导那位女老师从灰坑剖面上挖下一大块土，放入塑料袋，填好标签，并解释说回去可以对样品做各种测试。我们心里叹服：“这才是科学！”

算一下，那次见侯先生，他是61岁，庄重文雅的气质与众不同。现在，我也到了60多岁，但全无庄重气质。原来，大家所称的“老先生”是指一种修养、气质。那是一代人的风貌，现在已经没有“老先生”了。

对后生晚辈同样尊重

王世仁（著名文物古建保护专家、原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

我与侯先生相识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承德避暑山庄工作，侯先生带着北大的老师考察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修复。已经70多岁的老先生，精神还特别好，知识渊博，出口成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外国人对避暑山庄的研究成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跟老先生这么多年的交往，有两件小事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从这两件小事里就能看出侯先生作为一位大学问家认真谦逊的品格。

一是1956年我大学刚毕业，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就米万钟的《勺园修葺图》写了篇文章。文中我画的几张图被侯先生的助理引用在了他编写的《燕园史话》一书中，侯先生最初并不知情。很多年之后，大概是90年代，侯先生了解到这个事情后，特意向我致谢。今天回头看当时写的文章，觉得很青涩。但是即便只是个青涩的学生，侯先生也很尊重你的劳动成果。

另外一件事发生于1989年，在侯先生的提议下，政府拨款修复了有北京“母亲泉”之称的白浮泉。工程结束后，我邀请侯先生为白浮泉写个碑文。最开始限于碑亭及碑身的大小，我们将碑文的字数限制在了600字，但是侯先生觉得600字太少，很难把白浮泉的历史说清楚。为此，侯先生特意给我写了封信，没想到措辞会这么客气，“遵嘱已于昨天试写‘白浮泉遗址’碑文初稿，不足六百字，但结语无力。晚间接到电话之后，得悉可以稍稍放宽字数，因此今天又就郭守敬之伟大业绩略作补充……文系初稿，恳请斧正。” 本报记者 张航 J067

插图 冯晨清 H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