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解放”之路

10月25日，复旦大学为年届80的哲学家刘放桐教授做了“执教六十周年学术成就研讨会”，全国各大高校做西方哲学研究学者悉数到场。

■ 复旦大学教授刘放桐执教六十周年

■ 接受早报专访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已14年了，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要在总结这些年来我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之再作修订。这应当是大幅度的修订。”

——刘放桐

　哲学家刘放桐教授 资料图

10月25日，复旦大学为年届80的哲学家刘放桐教授做了“执教六十周年学术成就研讨会”，全国各大高校做西方哲学研究学者悉数到场。他在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这本教材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当日在场的晚辈学者，开口的第一句玩笑话都是：“我是看着这本书‘长大的’。”

研讨会后，刘放桐教授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回顾了自己的哲学生涯，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编写与那个时代的特殊关系。

在研讨会上，反复被提起的就是刘放桐的一本书——《现代西方哲学》和两篇文章——《重新评价实用主义》（1987）、《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论纲）》（1996）。在采访中，刘放桐说，“我每次写重要文章，都会做很多准备，想到每个可能被批判的地方。我不会写不充分准备的文章。”

刘放桐教授的哲学研究是最纯粹的智性思考，但即便如此，依然逃不脱政治运动的干扰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他不是那种无畏往前冲的人，他害怕受到冲击，为此会让自己在论著上保守些、安全些，但一有机会，就试图去冲破那些僵化的思维，解放思想，扩大学术研究的思想地盘和底线。他那一本书和两篇文章就是这样的产物，也是某个时代特定的产物。

刘放桐教授已年届八十，他也承认精力大不如前，但还想做点什么，他还要继续主持“杜威全集的翻译和杜威思想研究”，组织对《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修订：“《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已14年了，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但要在总结这些年来我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之再作修订。这应当是大幅度的修订。”

“文革”前就开始编

“现代西方哲学”论著

东方早报：你是如何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

刘放桐：我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只断断续续读过两年中学，大部分中学课程靠自学完成。1950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湖南大学经济学系。最初的兴趣是数学和物理，但读经济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最初接触哲学是上了湖南大学经济学系开设的哲学课程，由此对哲学产生兴趣。促使我从经济转向西方哲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是，1954-1955年那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指责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这促使我萌发了具体地学一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念头。出于好奇，我想法找到了几本解放前翻译出版的西洋哲学史和胡适、杜威等人的几本原著，由此产生了想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学的愿望。

东方早报：那时候进行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哲学研究，是否有很大的风险？

刘放桐：1956年底，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就此正式走上西方哲学研究的道路。导师是何思敬，我最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重点是古希腊罗马哲学。1959-1960年人大哲学史教研室要编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我和一位青年教师负责收集五四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材料。我记得1957年初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会，很多学者发表了意见。但这场正常的学术讨论在反“右”运动开始后被某些人通过政治手段否定了，好几位先生被指责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在政治上受到追究。

1961年初，我来到复旦大学工作至今。全增嘏先生当时正在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当时其他大学都未敢开。我因为曾接触过现代西方哲学，先作这门课程的辅导，一年后，他把这门课的教学和建设任务全部交给我，由此我正式开始建设这门课程。我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定大纲，再编写讲义，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教材。

但这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稍有不慎，就会引来麻烦，使得我当时无法越出“左”的批判框架。其次，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极为薄弱。到了1964年，我已编写出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1967年前编写出一本较为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但是，“文革”很快就来了，本来就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现的现代西方哲学，这时被进一步否定了。

《现代西方哲学》

曾被当做精神污染典型

东方早报：“文革”期间，你受到的冲击大吗？

刘放桐：“文革”期间，我因为肝炎一直病假在家，因祸得福，躲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早先写好的一些文稿也在政治运动中丢失了。

东方早报：你的这本《现代西方哲学》在1981年就出版了，可见你很早就开始编写这部教材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呢？

刘放桐：“文革”结束后，我预见到，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迟早必然要恢复，因此立即开始恢复这方面的工作。到1978年我已有了约40万字的书稿。我将其寄给了人民出版社，并被接受。在一些朋友的参与下，1979年全稿50多万字大体完成，被教育部选定作为全国统编教材，1980年召开审稿会，1981年出版。尽管这本书在后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我知道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仓促写成的，有的我不熟悉的流派是请别人写的。

东方早报：写这部教材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吗？

刘放桐：当时国内“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很严重，在这本书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上难以摆脱旧的批判模式。但懂行的人也明白，至少书里有料。1980年的审稿会上，有两位前辈建议我不要放那么多批判西方哲学的内容，可是我不敢啊，怕政治上有麻烦。

东方早报：书出来后，有麻烦吗？

刘放桐：当时一些报道把《现代西方哲学》当做我国重建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之一。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对这本书的出版感到不安，他们仍然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是反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哲学。1983年，某些单位将其当作搞精神污染的典型，通报全国。还好这场风雨持续时间不算长。

重估“实用主义”

突破意识形态和舆论限制

东方早报：在一般的论述中，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但从你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哲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意识形态对它的控制还是相对严的。

刘放桐：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大讨论。当时我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舆论对实用主义评价上的偏向必然影响到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相对而言是要求革新和进步的流派了，如果对实用主义能有一个较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其他派别的评价标准就不难解决了。

1986年我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了全面质疑。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在发表后并没有招来批判。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批判的准备，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来回应。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于1988年在四川成都举行了全国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后来研究实用主义的学者大都把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当作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东方早报：1980年代后随着整个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放松，你是否也开始对这部教材做些修订，尤其是书中“左”的那部分？

刘放桐： 我们在1984年就准备对这本书修订，但修订本一直拖到1990年才出版。《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的成功使我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时能较大胆地抛弃简单否定的旧的批判模式。例如不再以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等旧框架来介绍各派哲学并以此为它们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但即便这个修订本，对它存在的不足，我们在出版时就认识到了，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做新的修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2000年出版。《现代西方哲学》先后出了三个版本，差不多每十年做一个修订，1981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对恢复我国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某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作用；1990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则突破了旧的评价模式、求实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一步。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则力图把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高到马哲研究相结合的阶段。

东方早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是否还是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甚至制约？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一步步消退的呢？

刘放桐：我长期的一个想法就是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为此，1990年代中期我连续好几年没有发表文章。一直到1995年，我尝试性地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刊物上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一文，以探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容忍度。后来，我在此基础上另写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并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发表，第一次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的权威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挑战。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上的一定的突破。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国的马哲界和西哲界的专家就已经筹备召开双方的对话会，但由于干扰，最后未能进行。一直到2000年，我建议以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举行这样的对话会，最后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2001年，终于由复旦大学承办并在上海举行。两方的老中青代表人物都到会，在比较研究上达成了很大共识。从此以后，我国马哲、西哲比较研究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开展。

（注：本文根据对刘放桐教授的访谈和其提供的演讲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