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就不该得诺奖

盛韵

被许多人认为比爱丽丝·门罗更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了这样一段贺词：“我们作家都有点鬼鬼祟祟；我们加拿大作家更是如此；我们这一代加拿大女作家尤其如此。加拿大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艺术让你能侥幸逃脱。’所以我请读者们来数一数，门罗小说里的谋杀有多少破案了（答案：一次也没有）。门罗理解小说的卧底抢劫，也理解其中的快乐和恐惧：做过才知美妙，但如果你被发现怎么办？门罗开始写作的1950、1960年代，人们都觉得不光是女作家，就连加拿大作家也是一桩出格越界的事情。”

每年诺奖公布日，都是美国人吐槽时。今年近邻得奖，美国人更忿忿，伊安·克劳奇（Ian Crouch）为《纽约客》写的文章标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赢诺贝尔？》，答案自然是陈腔滥调：“瑞典人觉得我们还是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代所说的蛮荒地带的野蛮部落。”拉迪卡·琼斯（Radhika Jones）在《时代周刊》上写了一篇特立独行的妙文《美国作家就不该得诺奖》：“每年秋分时节，我都对美国评论家为美国作家齐声鸣不平的论调感到困惑。他们为菲利普·罗斯游说，他们为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游说，他们还为鲍勃·迪伦游说呢。这些都是好作家，无一例外，而且其中一个至少还能唱歌，爱国主义真是一种美德。但诺贝尔奖不是为了庆祝美国特殊论。相反，诺奖还是个挺稀罕的场合，在这里我们美国人可以相信自己的文化产品不会出口转内销。我们应该期待一些不同的口味。”

菲茨杰拉德十四岁住在圣保罗的红花山时，开始写短小的日记，记录小伙伴之间的小打小闹，以及青涩的暗恋。他为这本日记取了名字《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弗朗西斯·司各特·基·菲茨杰拉德的思想簿》（Thoughtbook of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of St. Paul Minn. U.S.A），并锁在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后来巴兹尔·杜克·李（Basil Duke Lee）系列短篇中的“丑闻簿”即以此日记为原型。我们随便挑一段：“阿紫终于开了一次很不错的派对，但之后一天我们就吵架了。她有本什么叫‘用叹气来调情’的书，我和杰克抢了过来给所有男生看。阿紫很生气，冲进了房间。我也很生气，所以回家了。阿紫立刻后悔了，打电话看我是不是生气了。但是我还不想和好，所以就摔了电话。”小菲的拼写非常差，几乎每句话都有错别字，可见成年后大有长进。

“企鹅经典”最近出版了英国摇滚歌手莫里西（Steven Patrick Morrissey）的回忆录，引起了各种议论，因为这个出版品牌向来只出版“非常严肃的作家的作品”（这个概念通常等于已经死掉了）。企鹅出版社说该书发行首日就卖掉了两万本，大概这些人都疯狂地想知道莫里西有没有在书里出柜。

第一位赢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拉丁裔作家奥斯卡·希胡罗斯（Oscar Hijuelos）近日在纽约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朋友古斯塔沃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让美国人意识到了“年轻拉丁裔作家创作的丰富多彩，为其他拉丁裔作家铺平了出版的道路，找到了读者”。《洛杉矶时报》的埃克托·托巴尔说希胡罗斯是“文化先驱，他的优雅小说讲述了胸怀大志的古巴移民和热爱音乐的纽约客，他第一次向非拉丁裔的读者展示了移民生活的层次感和激情”。他的小说《曼波歌王的情歌》（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曾被改编成电影，由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

尼尔·盖曼（Neil Gaiman）最近碰上了较真的家长，他的小说《乌有乡》（Neverwhere）在新墨西哥州一所高中的图书馆遭遇下架。一个母亲向学校投诉，在学生必读书单上开列的《乌有乡》含有大量粗口和涉性内容，应该被列入“R级”。比如开头的一段：“男人把手伸进女人的毛衣，激动地上下摸索，好像一个孤独的行者发现了新大陆。”她还认为家长应该先过目必读书单上的内容。盖曼回应：“我有点不解。《乌有乡》已经在学校里教了许多年。这是一本孩子也喜欢的成人小说，还赢过美国青少年图书馆协会的奖呢。它讲的是探险，主题是社会责任感。之前从未有人用‘限制级’形容这书，如果有任何读者认为它在宣扬色情和暴力，那实在是太遗憾了。”将此书暂时下架的学区校监说，他们会请家长和教师代表座谈，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