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寻找中国的“现代性基因”

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这部学术著作在国内畅销至今。

■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叫魂》中文版出版后，孔飞力开始为大众读者所了解。

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这部学术著作在国内畅销至今。已从哈佛大学退休的80岁的孔飞力著述不多，在其50多年的学术生涯只写了4本书，其中《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已出简体中文版。日前，早报记者从三联书店出版社得知，孔飞力另一本重要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即将出版，该书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改写而成，是他关于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系列论文集。

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

孔飞力的名字，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叫魂》中译本问世后，开始为普通读者所了解。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44岁的孔飞力从任教10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

从1978年到2007年退休的30年间，孔飞力总共只出了3本书。第一本就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此时距离他上一本著作《中国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出版已有20年了。1994年，他出版了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该书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再版。孔飞力最后一部作品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目前还未有中文版。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孔飞力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在这一系列讲演中，孔飞力重点讨论了与“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开始，孔飞力就提出，他要在这些文章中讨论的就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也就是说，孔飞力在该书讨论的重点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

整本书要讨论的是，政治活动家们涉及了中国内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孔飞力自己认为，“正是这一议程，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在这里，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孔飞力说，“19世纪初期的‘根本性议程’，虽然是以适合于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其底蕴结构却将它同以后各个时代的相关议程联系了起来。”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译者陈之宏说。

“现代性”有多种形式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译者陈兼和陈之宏认为，孔飞力回到哈佛后出版的3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由5篇文章组成，总共不到20万字，但它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

作为译者，陈之宏认为，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但与此同时，在孔飞力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

此外，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陈之宏认为，“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

孔飞力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陈之宏和陈兼认为，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陈之宏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