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中国问题，是重温梁漱溟已思考过的问题”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在对那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对梁漱溟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

■ 艾恺许章润谈梁漱溟，纪念其诞辰120周年

　艾恺（左）、梁钦宁（中）和许章润（右）在纪念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

“今天我们讲中国问题，是重温梁先生在120年前已然思考过的问题。而梁先生深思熟虑，古今上下而求索，早已经将我们所想的想过了，所以重温他的精神遗产，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座绕不过去的桥。”在日前的“这个世界会好吗：纪念梁漱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如此说。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在对那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对梁漱溟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直到1979年，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出版，海内外方有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在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之时，此书中文版由外研社修订再版。艾恺与许章润及梁漱溟之孙梁钦宁、梁钦东出席座谈。

“最后的儒家”

艾恺今年71岁，面色红润精神健旺，全程站着发言。前排读者向他提问时，艾恺会递上话筒并面对面交流。他1966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师从汉学家费正清，梁漱溟研究是他的学术起点，对于梁及现代中国的后续研究延续至今。

在艾恺的研究中，他始终认为家庭是梁漱溟的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梁氏家族是“典型的中国式贵族，即累世士大夫的家庭”，到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一代，家道虽已中落，但古代经典的教养与传统道统的权威仍弥漫于梁漱溟的成长环境。艾恺敏锐地发现，面对传统，无论是犀利的批判者鲁迅或圣徒般的守护者梁漱溟，“似乎都在家庭破落和精神敏感的关系上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范例”。

父亲的为人也给梁漱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幼时梁漱溟丢了一串钱，为此骚扰众人，大吵大闹，次日梁济发现钱在院内桃枝上挂着，但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梁漱溟，而是写了一个关于小儿丢钱而后发现是自己不慎落在树上的故事。当梁漱溟表示自己要礼佛出家，遭到病重的母亲反对的时候，梁济却给他写信，让他保持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艾恺在座谈会上表示，不同的家庭教育可能与人的性格形成相关：“譬如说，毛泽东的父亲和他很早就是对立的，父亲打他、骂他，相当于逼着孩子做自己的反对者。梁济的做法，可能正是梁漱溟特别的人生观的形成原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梁漱溟很早就有“君子”的兼济天下感，对社会、乃至对人类都具有责任感。1905年，还不到12周岁的梁漱溟就已经上街参加民众抵制美货的运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19岁就跑去南京采访新成立的国民政府。

但1913年，梁漱溟便脱离了同盟会及其报社，因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他目睹了人心的诡谲与政治的丑恶。“（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这一时期的梁漱溟陷入精神危机，曾企图自杀，而后暂停了社会活动，开始避居、食素、礼佛。再度出山，要到1917年年底，梁漱溟接受北大教席任印度哲学教授。是年6月张勋复辟，梁漱溟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写就长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印刷成册，带进北大校园分发，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出来救国救苍生，避免内战。

梁漱溟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的“保守”，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之下，反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呈现。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谓是当时不多的为传统文化辩护的书。“五四”运动发生时，他虽然对学生及其动机给予理解与同情，但仍强调“反面人物”曹汝霖与章宗祥的公民权利，认为每个人应当遵守法律，反对暴力，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努力。

1918年，北大同事、哲学教授杨继昌曾介绍他的学生（及未来的女婿）给梁漱溟认识。梁漱溟当时并不知道，他今后还将与这个比他小两个月的湖南人就中国问题多次讨论，也不知道这种观点分歧的讨论终将遭致公开批评。他当时对这位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的印象是，“虽然外表粗犷，但看得出很有才干”。

作为行动者的梁漱溟

从艾恺现在的眼光看来，《最后的儒家》里对梁漱溟当年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评价偏低。因对梁漱溟感兴趣，20年来艾恺也在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之处进行地方研究。在邹平他访问了400多个老年人，每个人都对当年的乡村建设非常赞赏，而邹平现在在全国百强县中排第13位。“我觉得一定是当年留下的良好的影响，不然很难说明邹平县没有特别的长处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

但抗战开始，乡村建设让位于“政治活动”，梁漱溟又参加政治会议，给国民政府提解决办法、改革措施，“虽然都落空了，但是他还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在活动。”艾恺说。

1980年，艾恺在北京见到了梁漱溟，在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中，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我承认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唯一的嗜好就是思考问题，但我不是一个坐在书房里写东西的人，我是一个实践者，是在外面做实事的人，是一个拼了命干的人。”

在早期研究中，艾恺判断梁漱溟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但随着接触、了解的深入，艾恺称：“我现在觉得梁先生在历史上最主要的角色是一个活动家，有点像印度的甘地。”

穷其一生，梁漱溟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也在想方设法保护中国固有的文化。1924年，梁漱溟从北大离职，之后身体力行投身乡村建设。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是一个农业社会，文化之根应植于广大农村。抗战之前，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办了一个实验县政府，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希望以此保存中国文化，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救国。“他很快当上了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起码是思想上的领袖。”艾恺说。

1938年后，梁漱溟去了日据区考察，并前往延安与毛泽东讨论中国问题。“毛泽东当时仍然强调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共同点，而梁先生强调的是中国的特点、特征，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此之后，毛泽东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艾恺说。上世纪80年代他见到梁漱溟时，他提出毛泽东受到梁漱溟影响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梁先生说，‘我不敢这么说。’我是外国人，所以我敢说。”

在1940年代，梁漱溟是政治中间派的重要人物，但往往鲜为人知。上世纪40年代他发起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在香港创立了《光明日报》的前身《光明报》。抗战期间，他也一直在国共两党中作为中间人调停。到1947年，因见调停无望，他开始在重庆北碚建立学校。“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冲突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艾恺说。

“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53年9月，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梁漱溟的发言里对政府提出批评与问题，被毛泽东当场夺过麦克风并“痛骂”。艾恺将这一场景用在《最后的儒家》的开头，并敏感地发现了问题：“梁漱溟同这个世纪最首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鲜为人知的抗辩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未来的化身；而这个儒者则是无权无势的遗老，是历史的幽灵。但是，那天两人的举止至今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毛泽东对那种徒有虚名的传统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梁漱溟如此无法自已地坚持他那无望的道路？”

但当时的实际环境并不具备如此追问的条件，之后，梁漱溟成为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许章润表示自己之所以知道梁漱溟，就因《毛泽东选集》五卷中的一个“反动文人”的注释，导致他之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梁漱溟的著作。

“文革”时梁漱溟被抄家、鞭打，70多岁睡水泥地。梁漱溟日记中记载，当时他每天早上需打扫马路、厕所，他抱着“劳动锻炼身体”的心态去打扫，扫完去护国寺的华清池泡澡，之后去北海公园打一套拳后回家。许章润介绍自己读到此处感觉，“这叫圣人。一般人要么自杀，要么郁闷，要么感到世界不公平。梁先生却一边扫，一边在心里面默念佛诘，其中一条我还记得：一声佛号观世音，深深唤醒自家心。”

梁漱溟曾写过一副对联自况：“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而艾恺认为，作为文化守成者的梁漱溟，“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许章润看来，梁漱溟一生为之奔走为之思考的问题有二：一是中国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历史主流意志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不外这两个问题。虽数代人为之前仆后继，梁先生去世已然二三十年，其写《究元决疑论》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已然将近百年，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今天谈论梁先生，是因为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去重温老人家百年前的教诲，而为当下的困苦、困惑找到出路。”

许章润是法学教授，但一直从梁漱溟的作品中汲取思想养分。他认为梁漱溟是思考中国法治最深刻的思想家，这种思考自上世纪30年代始，梁漱溟指出在中国要法治，必须要有理和力，即道理和力量两方面的条件。早期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这也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基础；而西方小国林立，竞争激烈，彼此之间往往为世仇，多党政治往往先以坏处设想对手，不合中华文明，因此认为中国不可行西方宪政。但随着时间推移，梁漱溟的思考也展开了更多面向，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梁漱溟在1975年写下《英国宪政之妙》，“妙就妙在限制王权”。

“这是今天的中国宪法学家们还没有超越的高深理论。梁先生早年并不主张法治，但是越到晚年越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光依靠人的自觉和道德，终究是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他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一个儒者讲出这样的话是得多么沉痛。”许章润说。

梁漱溟的孙辈回忆其言传身教时，常提到梁漱溟的民主态度。梁钦宁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学跳西方舞蹈，被批评资产阶级之风，但他大着胆子在爷爷面前表演：“爷爷你喜欢吗？”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扶了扶眼镜，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梁钦宁说。

许章润认为，这件小事，亦体现了梁漱溟“不强众从我”的态度。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向父亲梁济请教关于欧战的新闻。再有一个星期便过60岁生日的梁济突然问，“世界会好吗？”25岁的儿子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亲答：“能好就好啊！”

梁济当天出门后没有归家。三天之后，他带着他的疑问投净业湖自尽，对那个他怀有无限感情的中国文化以身相殉。而他那个对人间抱着希望的儿子却坚持活了95岁。去世之前，有台湾记者采访梁漱溟，问他有什么要交代后人的，梁漱溟说：“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