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出生起就“假想西方”

“我画画从头到尾习惯音乐在场，有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放音乐的画画现场会更加安静。”

■ 陈丹青在上音第六届当代音乐周上作演讲

醉心于在音乐中绘画的陈丹青，对音乐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过深入思考。

“我画画从头到尾习惯音乐在场，有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放音乐的画画现场会更加安静。”日前，陈丹青在上海音乐学院第六届当代音乐周上讲演“当我画画的时候为什么要听音乐”时这样说道。身为画家、作家和学者的陈丹青从“听音乐”这一话题出发，结合自己的绘画生涯，阐述对西方和中国现当代艺术一些现象的理解。

“假音乐的名义”写作

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他赴纽约定居，成为自由职业画家。醉心于在音乐中绘画的陈丹青，对音乐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过深入思考。1992年到1998年间，他在纽约寓所陆续给上海《音乐爱好者》杂志写了十几篇文章谈论在西方的音乐见闻，这些文字于2002年结集出版为《陈丹青音乐笔记》（2010年增订再版为《外国音乐在外国》）。在该书题记里，陈丹青称自己“假音乐的名义”，“其实是个厚着脸皮的‘写作爱好者’”。他说自己的音乐写作，如同他书写绘画与建筑一样，是在进行一种趣味的批判。

“有时候我看过去画的某几张画，某些局部，我会记起来我在画这些局部时正在听什么音乐、哪个乐章、当时心情怎样，而我完全记不得当时是怎么画出来的。”在演讲中，陈丹青说，音乐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太过乏味，如同一部电影若无配乐则“影像的味道出不来”。但他说自己只是听生活中的音乐，而“不敢说有音乐生活”。在他眼中，他的两位老友堪称拥有真正的音乐生活，一位主修音乐学却年复一年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临摹大师画作，另一位则常言“如果听不到好乐队，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当代艺术是对西方艺术的假想

陈丹青结合自己的音乐思考与绘画生涯特别探讨了如何理解西方与中国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问题，他在演讲中说，19世纪30年代，中国美术界就已在上海滩诞生现代艺术，并经历相当辉煌的发展时期。该过程到抗战时期几乎一度被中断，转移到香港、延安和重庆，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所有艺术“向苏联看齐”，音乐界、美术界许多人被派到苏联留学。“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老师辈接受的影响差不多都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苏俄留学，但苏俄留学也间接受欧美的影响。”

在陈丹青看来，“文革”结束后美术界的现代运动在中国各种文艺领域里走得最早，发展相当迅猛，例如中国艺术家自1993年第一次获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开始，以个人名义出国参展便从未中断过，直至今年，竟有“3000名左右中国画家在威尼斯大街小巷到处走来走去”，让陈丹青感慨“等于没有离开北京”。

但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术界这三十多年来的迅猛发展：“短短三十年，中国美术界对民国时期以及“文革”期间失去的机会报复性地弥补，国外任何新品种、材料和观念全部都搬用过来，我想音乐界也是这样。”陈丹青强调，所谓“现代”、“当代”并非时间概念，而是“西方文化逻辑的时间表里的某一个时间点”。这张时间表只要一离开西方进入非西方国家就错位了。“现代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西方的逻辑，每一流派开始分裂、演变和蜕化成另一主义另一流派，它是有前后关系的。”陈丹青说，“1980年代中国出现大规模现代艺术运动，我们和西方在时间上是错位迟到的，充满了误解，但同时充满热情，非常焦虑，这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西方很重要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特征。”

陈丹青觉得中国当代艺术自出生那天起就在“假想西方”，将道听途说的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假想为当代美术，而假想的传统自民国就开始萌芽。在假想西方过程中，中国艺术家又假定这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一方面他所借鉴、模仿和追随的对象根本不在中国，另一方面对西方艺术的假想在作品中实现后，他又假定这是属于中国的，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艺术。”溯其缘由，陈丹青认为假想与假定源于根植于自卑心理的自尊心。他引用英国哲学家伯林的观念阐释中国现当代艺术运动背后的心理动力，其实是鸦片战争起就不断积累且相当强大的自卑力量：“全世界的民族主义，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一个强烈推动力就是民族自卑心理。越是自卑的心灵越渴望自尊，渴望被尊敬，尤其是被承认。这是所有中国当代艺术的根本动力。”曾经羁旅纽约多年，陈丹青站在纽约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发现欧美越来越关注、承认中国，甚至给予极高荣誉，其实是“覆盖全世界的文化版图终于出现了中国”。“我们带着自卑、渴望被承认的强烈欲望进入西方文化版图，然后假定这是自己的艺术。” 陈丹青指出我们需要清醒辨别出中国当代艺术背后的自卑与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