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窘境与书写障碍

张闳

自上个世纪初起，汉字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象形的方块字一度被视作中国现代化的一大障碍，五四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乃至帝制非人性化的一面，都归咎于汉字。一种文字一旦遭到其主要使用者的贬低，其命运可想而知。一些实用主义的文化方案（在汉字问题上主要是“拼音化”和“简化”），改变了汉字的面貌，最激进的方案甚至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罗马字母。

毫无疑问，汉字的拼音化和简化方案在短时期内，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尤其是在扫盲和文化普及方面，效果显著。但在文化继承和创造性方面，这些方案反而是画蛇添足。事实上，对于儿童来说，学习一个简体字和学习一个繁体字，难度相当。额外地学习一套拼音符号，反而是一个负担。即使是到了计算机时代，简化和拼音化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优势。计算机汉字输入法在输入繁体字时，跟输入简体字一样。

很显然，在现代文明中，拼音文字占据主导地位。拼音文字以横向、连续性的书写，记录着语言的声音性，记录着声音流逝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时间性的构造。而汉字则不然。汉字是空间性的。这种自闭性的空间的存在，形成了汉语的“字”文化，即以单个的字为单位，构成语词和语言结构。汉字记录的主要不是声音在时间中的消失，而是事物存在的空间状态和图像。甚至，每一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由不同的偏旁和笔画建构而成。在这个小宇宙内部，有上下、左右、内外，甚至主次、中心-边缘等空间关系，构成一个微型的世界图式。

书写性对于汉字而言，是本质性的。不仅是字符，甚至是书写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符号生产。尤其是士人，他们对这个书写性符号的崇拜，达到一种“准宗教”的程度。尽管儒家回避谈论鬼神世界，但在日常生活中，对经典的敬重和“敬惜字纸”的训诫，对儒生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儒生手中的经书甚至有辟邪驱鬼的功能。而道士及其他术士则热衷于将书写行为神秘化。通过一种神秘的书写行为（道家的符箓），建立起与鬼神世界沟通的管道。

或者，在文化神秘主义符号学家看来，汉字并不只是一个纪录形态或声音符号，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记忆体。汉字通过象形来表意，同时也记载着复杂而又神秘的文化信息。

但在计算机时代，人们用笔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对纸笔的依赖越来越小，“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最通行的拼音输入法，将象形字转化为象声符号，以读音来显示文字。以致在互联网上，以同音字代替的别字，如“酱紫”（这样子）、“童鞋”（同学），等等，成为汉语互联网语言的基本构成。

由此来看，要复兴文化，重建对母语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的“国学热”和最近的“汉字书写热”，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一文化潮流。据报道，中央电视台和河南卫视分别推出的有关“写字”的节目（《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赢得了好评，其收视率与时下火热的选秀节目相比，并不逊色。另外，教育部将在全国落实“书法进课堂”，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课。这些，都可以看出人们挽救汉字文化于衰退的努力，这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依然是舍本逐末之举。写字固然可以娱乐，但仅仅依靠电视节目来挽救汉字，本身就很娱乐。同样，要求中小学生写汉字，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不尊重汉语的根本属性和特有的认知方式，不改变汉语教学的基本方式，依然以教拼音认字为主，仅把写字当作一门类似于唱歌、画画的所谓提高“素质”的闲课来对待，难有实际效果。

几千年来，汉字都是一笔一画地教学的。点横竖撇捺教出来的汉字，创造了本民族辉煌的文明。“字”本有生产、生育的含义，引申为文字。确实，字孕育了文明，生产本民族的文化。汉字是汉民族文明的信码，文明的秘密都蕴藏在其中。离开了书写，几乎可以说，我们的语文不复存在。

在古代中国，写字是任何一位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不仅如此，还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写字并不只是简单的记事。从磨墨、铺纸开始，到坐姿、执笔，开始书写、收笔等一连串的动作，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写字过程，都不可随意、草率。书写也不在于是否能成为一门艺术，而根本在于端正。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的书法，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作轻浮和自大的表现，仅限于少数以书法为标榜的人的个人化的风格表演，不是学童修习的正途。态度的端正、身体姿势的端正和字的端正，这种“心、身、字”三位一体的端正性，是汉字文化的精髓，也是传统的读书人修身的一部分，是培养端正的“君子”人格的必修课。这些，都应是在中小学阶段完成的基本教育。否则，只能归咎于基础教育的失败。

今天，当读书人普遍抱怨“提笔忘字”，普遍表现出“书写障碍”症状的时候，这种“文化性失写症”，所指向的将是民族文化核心精神的“梗塞”和“瘫痪”。

然而，悖谬的是，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拼音输入法在电脑上写成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