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导演"贾樟柯：直面"暴力"讲出当下的故事

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最近有点忙。一方面，他奔波于各大电影节之间——新作《天注定》11月就要上映，除获得戛纳最佳剧本奖，先后入围纽约、多伦多等多个影展。另一方面，他频繁出现在各种和文学、艺术相关的活动中。近日，他就现身佛山，与诗人翟永明展开了一场跨界对话。

作为贾樟柯的朋友，作家谢有顺笑言“他到文学界来不叫跨界，他本身就是文学界的”。十六七岁时发表了处女作《太阳挂在树杈上》，二十一岁写成中篇小说《最边缘》，之后一直有《贾想》等随笔问世，即使进了电影圈，自称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情有独钟的贾樟柯也可称为和文学最亲密的导演。《站台》里的文工团团长正是著名诗人西川，《二十四城记》里的诗句是他专门请翟永明挑的……电影虽然是工业化的艺术，但他却想用传统写作的方式——“就像写一首诗一样”的来拍电影。

高中时加入了诗社，和同伴合伙出过诗集贾樟柯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和中国成百上千万的文学青年一样，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文学是唯一的精神粮食。小县城的图书馆让他经常流连忘返，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全国的报纸、文学期刊和很多世界名著。

初中时，贾樟柯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文艺诗人，常为班上的孩子们朗诵诗歌，这在贾樟柯的心里埋下了对诗歌的热爱。“原诗我记不清了，有些诗甚至是没出版过的，他手抄过来的念给我们听。即使听不懂，但那种语言的美感深深感染了我，仿佛跟大自然的交流和对生命遭遇的感受都有了诗意。”另一位老师则有很深的历史学识积淀，喜欢和孩子们谈论时事政论，“虽然当时也不懂，但这无疑开启了我的历史、社会维度。”

高中时贾樟柯加入了诗社，还和同伴们合伙出了诗集：借用各种资源，有人刻蜡版、有人画画、有人印刷，有个同学家是开照相馆的，负责裁切装订。“出版”的诗集不仅送给本班和邻班的同学，还送给了老师。“当时读一些北岛、顾城的，也看席慕容、汪国真的，当然还有很多手抄的。写的诗歌内容也不过是一些对青春和爱情萌动的想象。那个年代，小地方资源有限，不可能去接触音乐、绘画之类的，文学就成了最便捷的表达途径。”

写作和电影是不能互相取代的，文学性是一切艺术的母体

虽然现在贾樟柯成了导演，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因为时间有限，主要以剧本创作和随笔为主。“写作和电影是不能互相取代的，电影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但文字是一种习惯，整理自己的感情和思路时，仅靠冥想是不够的。”

他认为文学是电影母体。“电影作品之所以有好的艺术品质，是跟文学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叙事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强调电影性的人，但我还是觉得文学性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而且它是自由的、信手拈来的，你有支笔、有张纸，就可以展开文学生活，电影不一样，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在拍电影。”

阅读方面，比起小说，他涉猎更多的是诗歌。“常规的电影都是叙事性的，但好的故事里一定包含诗意。故事本身的推进、人物命运的发展一定是到了某种诗意的时刻，我们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有种美感共鸣。”他觉得文学是最容易接触也最容易实现的艺术——“无论画家还是导演，我们这些所谓从事视觉艺术的，文学都应该是一种基本的素养，一种跟自己交谈、感受周围、理解社会的生活方式。”

贾樟柯自称“诗迷”，“就像歌手的粉丝一样，我有我喜欢的偶像、喜欢的诗人”。他会参加一些诗人的聚会，“大家都是谈柴米油盐，谈孩子，谈物价，谈挣钱，只有在诗人的圈子里还有这个时代很稀有的一些话。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除了道德层面的、法律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也应该有哲学层面的，这是诗人朋友带给我的。”

《天注定》直面“暴力”话题

这次他直接讲出当下的故事

贾樟柯的《站台》通过一个县城文工团的变迁折射社会的缩影，电影里的文工团团长他请来了著名诗人西川来演。后来，他准备在成都拍《二十四城记》，则请来了女诗人翟永明参与编剧。“《二十四城记》讲的是成都真实存在的军工厂的故事，改革的浪潮就像变魔术，把这个有着三万人口、和冷战有关的工厂变成了一个房地产新楼盘。土地的变迁也代表一种记忆的消失，我们用半虚构半记录的拍摄方式，采访了近100个工人，根据这些工人的讲述虚构出四个人物来。”

这是贾樟柯惯用的“纪实”手法，并不是每个细节都曾发生过，但人物的命运却会相逢。比如《二十四城记》里陈冲演的上海小姐，这个具体的人不存在，但她是很多人命运的组合，所以会产生奇妙的真实感，因为她应验了太多人曾经的生活。“如果你去切身地关注自己所属的时代，发生的事情给你强烈的创作的欲望，反映到作品里，无论是用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手法，都会和现实发生对应。”

贾樟柯的电影一贯保持沉静而不张扬的叙事基调，带有温暖色彩。而他最新的作品《天注定》则直面“暴力”这个话题。村民姜武为村里被侵占的煤矿拿起了枪，打工仔王宝强回乡给母亲祝寿后射杀路人，前台赵涛在遭遇性侵时掏出了刀，少年罗蓝山从工厂宿舍楼顶跳下……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周克强们、邓玉娇们，统统被他搬进了电影里。

“我要做的是描述，而不是讨论。”贾樟柯说，“这些突发事件大家都不会陌生，或多或少在新闻里看过。但我们往往只关注热闹的结果，恰恰忽略了事情的本身。事件当中的人，经历和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想呈现给观众。”

这么久以来欲言又止寻找平衡，拍《天注定》时，他已经不想再找了。作为当代人，能不能直接地讲出当下的故事？“事情发生后就是存在了，我不想再躲了，我愿成为这个时代平行的讲述者。”有人问贾樟柯为什么不好好拍一个故事，他回答：“如果我快速去拍摄突发事件，大家会认为这是偶然。而四个故事从北到南，从50多岁的老矿工到19岁的青年人，它们就不是孤立的了，而是互相关联、必须要引发思考的事实。”(记者 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