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时代传统报业的困境(节选)

1878年12月，31岁的普利策以25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圣露易斯快邮报》。

1878年12月，31岁的普利策以25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圣露易斯快邮报》。5年之后，他又成了《世界报》的老板——在他接手之后，这份报纸曾创造了每天100万读者的辉煌业绩。他被誉为新闻界的爱因斯坦、莎士比亚、丘吉尔，甚至连他的竞争对手赫斯特也称他为“我们国家生活中一股强大的民主力量”，是“国内外新闻界的一座灯塔”。普利策留下的重要遗产，除了两份家业庞大、影响深远的报纸，那些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有关新闻社会功能的传统信条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及一年一度颁发的普利策新闻奖。

普利策新闻奖颁发给当年度表现最为优异的美国报纸和合作报道的通讯社的新闻作品，以期通过获奖作品“深入”、“全面”、“启发性和洞察力”等特质，来呈现传统报业的高贵品质。它代表的是主流新闻媒介的价值取向和专业标准，也和美国报业传统的运作机制相关，即以经济自主确保政治独立，报纸作为有盈利倾向的自足组织，在确保编辑权和经营权分离、新闻和言论分离的前提下，以“客观性法则”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为行业的主导准则，在《第一修正案》的强大保护和“民主化市场社会”的有力支撑下，以主流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业多年来一直具有广阔的运作空间和有利的运行环境，是美国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然而，全球化、市场化、商业化和新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报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几乎完全改变了。2009年11月，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第三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上，7位获奖记者面对的，却是新技术时代商业化、市场化导向下传统报业日渐式微的困境。在这个以“追求卓越的新闻”为目标的工作坊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记者们在与传媒学子和同行分享其新闻实践种种心得的同时，他们对新技术时代新闻业职业理念和运作模式的忧虑与反思，更加值得关注。

本届工作坊主论坛题为“社会变迁： 新闻业何去何从”，讨论的具体议题是“再谈记者天职： 告知、娱乐还是赋权”，这一话题从浸会大学新闻系学生英文报纸《The Young Reporter》的封面故事“变化中的新闻业面孔”开始。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公信力”——在日益商业化、处处充斥着感官化媒介内容的今天，传统新闻业的公信力如何保持？

《克里夫兰报》和创作人联合会的专栏作家Connie Schultz获得了2005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评论奖。她认为新闻业的公信力是靠自身的专业素养赢得的，“如果我们失去公信力，一定是我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然而报业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像电视那样的新闻报道模式——尽管这种被称作“电视联播网模式”的做法常常遭遇过度娱乐化的诟病，但是新闻业的确需要一种能长此以往保持公信力的专业规范。

可是，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究竟还有多少人在看报纸呢？ 《皮卡尤恩时报》主编Jim Amoss是今年７位参与者中唯一两次获奖（1997年和2006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新闻奖）的记者，对于传统新闻业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很有信心。他认为人们上网看的东西，“９０％的新闻内容也是由我们提供的”。关键问题在于互联网提供了世界范围内免费的信息消费，却没有一个经济模式在为记者着想。因有关美国南部民权运动的《种族斗争： 传媒、民权运动与民主觉醒》一书获得2007年普利策历史类奖的Hank Klibanoff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如果今天的互联网依靠新闻信息内容有所获利的话，那完全是因为绝大多数跟新闻采集加工发布有关的人力成本都是由传统新闻业而非网络来负担的”。

在Hank Klibanoff看来，网络言论鱼龙混杂，远比互联网对传统报业的冲击更令人担忧。他在自己的从业经历中清楚地看到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特别容易被舆论误导，不仅美国南部一波一波的偏见不断兴起和误导公众，“一个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便可以轻易地让受众相信简化单一的事情，并因此而将受众引入歧途”。针对这类问题，曾任南加州大学安纳博格传播学院下属新闻学院院长的Michael Parks，以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教育者的双重身份强调，新闻必须要有自身的专业标准，公众也需要更高的媒介素养，以达成现代社会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素养之养成。

与Hank Klibanoff类似，Jim Amoss虽然没有将互联网看成传统报业强劲的竞争对手，但却有另外更值得他忧心忡忡的事情，那便是鉴于商业驱动下的新闻娱乐化趋势，造成了媒体报道的新闻和公众应该获得的新闻之间的差距。他认为，报纸绝对不应该只为告诉读者去哪里吃喝玩乐而存在，报纸的存在有其更加高远的目标，那就是社会责任。

《纽约时报》驻巴基斯坦记者Jane Perlez是今年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的获奖者。她也表达了对于新闻娱乐化的质疑：“我们从事的是非常严肃的职业，我们历尽艰辛竭尽全力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把新闻带给读者。”她说，《纽约时报》有４４名驻外特派记者，他们的工作目标就是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无论上世纪６０年代《纽约时报》公开了政府关于越战评估的秘密文件，让公众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政府宣称的那样会很快结束，还是今年１０月《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美军驻阿富汗南部指挥官的信件，对美国在阿富汗继续驻军提出质疑，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报纸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即社会批判性——对美国政治民主的促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然而，就是这张被视为传统新闻业典范的报纸，在２００９年美国报纸发行量审计局截至９月底的统计中，显示其发行量在６个月当中下滑了７个百分点。更糟糕的是《洛杉矶时报》，它的发行量下降了１１％。当论坛主持人抛出这串数字时，曾担任过多年《洛杉矶时报》总编辑的Michael Parks回应道：以《纽约时报》来看，虽然报纸的发行量下降了，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数量却增加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报业的问题似乎并非新闻业的问题。对于报业来说，需要的是“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位报业前辈看来，数码时代不仅改变了传统报业的商业模式，而且改变了人们获得新闻的渠道、时间和方式。但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模式的改变并非只针对报业，也针对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新闻业，寻找新的商业模式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机会，别忘了当年“ＣＮＮ就是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做新闻的方式，而且居然也盈利了”。

　（选自《新闻记者》2010年第1期，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