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在美国立遗嘱 将留在北大的书籍全部捐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国的抗战寻求美国朝野的支持；与此同时，作为“学者大使”，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过学习与阅读。

胡适当时有哪些藏书？今天这些藏书身在何处？这些都是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问题……

纵观1938年至1941年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著述，除了时论、政论，除了演讲、座谈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问世。

这种情形，不由得让人想起胡适在上任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信中称，“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胡适的书生本色、学者本心，由此信也可见一斑；只是战局的艰苦卓绝，让他估计要荒废掉的学术生涯，也远不止一两年的时间。

那么，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此时在华盛顿使馆中的书橱，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最低限度的，常规配置的书籍呢？

　一张旧照透露胡适书单

在胡适1941年的一帧旧照中，他立于书橱前，随手将四册线装书，搁在一张沙发的靠背之上，正在翻阅其中的一本。从其身后书橱中大量横置摆放的线装书来看，款式划一，皆于书根上印有书名，应当就是当年那部蜚声海内、学者必备的《四部丛刊》吧。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集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000余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

从胡适书橱3大排均齐整配置此部丛书的情况来看，每排有10叠丛书，共达30叠之多。以每叠平均二十册来做大致估算，也至少有6000册的巨量了。我们知道，《四部丛刊》三个编次合计也只有3000余册，这多出来的另外2000余册，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仔细观察照片中书橱的书籍细节，就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书籍的尺寸稍有出入，且页边的“鱼尾”墨纹呈焦黑齐整的款式，与《四部丛刊》的尺寸与款式都略有区别。《四部丛刊》由于是影印古籍，这些古籍因年代久远，页面多有缺损；或经过重装修补，页边信息也多有缺损或参差；加之个别的缺页还需另用别本补齐(所谓“百衲本”，即是指使用多本补齐古籍内容)，影印本完成后又需裁页重订等等；上述多种因素的存在，均使《四部丛刊》的成品书页边呈现出来的视觉细节，是不可能齐整划一、墨色均匀的。在胡适书橱中出现的，这一部分书页边齐整划一、墨色均匀的，数量又与《四部丛刊》相当的线装工具书，只可能是当年同样大受读者青睐的大型丛书——《四部备要》。

《四部备要》，由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这部丛书收书336种，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5集，收经部书54种，史部书74种，子部书79种，集部书140种；全套丛书达到了11305万卷，分订为2500册。这部丛书性质和《四部丛刊》相仿，但《四部丛刊》着力于选择宋、元、明三代善本珍本影印，而《四部备要》则更偏重于实用——铅字排印较有代表性的各类校本、注本，可以说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的常备书籍。

《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在经、史、子、集“四部”择精备要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自己的编选特色，在“史部”中就各自形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与“聚珍版二十四史”两大版本。但对于对中国史学有特别深入研究并作为“新史学派”与“古史辨学派”始作俑者的胡适而言，他的书橱中还特意增加了当时最新的“史部”整理丛书——开明版《二十五史》。

所谓开明版《二十五史》，是指开明书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月首次发行，当年九月全部出齐的《二十五史》；共九册一套，精装影印本，当时的售价达72块大洋。

除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开明版《二十五史》这些大型丛书之外，我们看到，在胡适的书橱中，还有一些当代古籍整理类书籍等。这类书籍均是不那么起眼的胶装小册子，竖列于书橱的最下方一排。其中，比较醒目的，能够辨识书名的有梁启雄所著的《荀子柬释》一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所读所用的中文书籍，可能基本上就是上述四类书籍。

　胡适的赠书遗嘱

1948年底，胡适手稿、文件、书籍又一律装箱，共计102只大木箱，全部寄存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1948年12月13日，胡适乘专机仓促飞离北平，只带走了《红楼梦》庚辰本、其父年谱的手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及几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

寓居美国期间，胡适又陆续添置了大量图书，如今台北胡适纪念馆中的胡适藏书，实际上就包含了他飞离北平所携极少量的书籍文稿与寓美期间新购图书；在此发现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零本，只可能是胡适寓美期间重新添置之物。

而当年留在大陆的102只大木箱中，如今陆续清理出来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零本，则可能只是其1938年赴美上任之前购置的，也即1937年他打包存放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中藏书的一部分；或1946年归国之后又有零星添置的。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这批藏书，如今究竟在何处？是否也会有部分随胡适带回了国内？如果有部分藏书携回国内，这部分藏书是就在那102只大木箱中，还是另有去处？而上述这些疑问，又因为胡适留在北平寓所的藏书曾经历两次大的分割，而“身首三处”，变得更加扑溯迷离。

1957年6月4日，胡适曾在美国纽约立下遗嘱，在极为简洁的几项条款中，他专项提到这批藏书和文件。他在遗嘱中这样说:“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当时的中国内地对胡适的遗嘱却一无所知。

　第一次神秘的分割

早在胡适立下遗嘱前三年，1954年时，胡适的藏书、文件就经历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到1964年，第二次分割则有案可查。胡适的那102只大木箱藏书、文书从此“身首三处”——事实上，北大图书馆现在只存有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一百零五种善本古籍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则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让人担忧的，半个世纪前，在胡适藏书“身首三处”的两次大分割中，是否有过零星散失、局部毁损、个别丢失的情况发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如今以此不完整、不完全、不充分的历史信息，来推测与考证某个史实，诸如在探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藏书去向”这样的问题时，究竟还有多大把握？

如此种种，一系列疑问，可能只有在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研究与充分研讨中，才会逐渐的揭示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吧。

可喜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将于近期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据统计，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主要是胡适1948年以前的藏书，包括中、日、西文书刊8699种；台北胡适纪念馆现存主要是胡适1949年开始到去世收集的藏书，包括中、日、西文书刊3813种。两馆胡适藏书合计12512种。这部《胡适藏书目录》的出版，基本可以反映胡适藏书在海峡两岸公藏部分的全貌；也因之就有可能揭示出胡适驻美大使期间藏书的最终去向问题。

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胡适藏书命运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