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是短期的还是不可逆的？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在一个多月前出版时，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韦森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 书展举办“2013世纪中国论坛”，学者纵议中国经济

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炬亮 早报资料）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在一个多月前出版时，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韦森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昨天，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2013世纪中国论坛：中国经济的未来图景”上，这两位教授同台论道，与他们一同参与讨论的还有同样来自复旦大学的华民和张维为教授。四位学者在论坛上就中国经济下滑和中国社会未来的改革发表各自的观点。

史正富：优化政府职能，

简政放权

史正富教授昨天的演讲围绕着新作《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展开。他首先回应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他认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在过去的34年间，至少有过两次以上的短期下滑，尤其是1989年之后有过两三年时间，经济增长跌到3%左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也降低到7.8%左右，而其他部分时间经济增长大都在10%以上。每次下滑之后都有一个反弹。所以史正富认为，目前的经济下滑到底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现象，这是一个疑问，“这就要看，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GDP是不是饱和了？这个回答很简单，中国没有。”史正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连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都不到，因此从需求的角度看市场的潜力和空间巨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去满足这个潜在的社会需求。”

史正富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也面临产能过剩，但可以背靠国家财政支持和国家级的信用，“把社会多余的储蓄调动起来，进行战略性基础机构的投资，通过这些投资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资本的积累，打造一个全国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外部环境，从而把市场经济增长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史正富的新书叫《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他所谓超常规经济增长指的是，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常规，走的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叫双重推动，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一个是国家级战略投资基金带来了一个额外的2%的增长，这为市场经济的体系提供了额外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我们叫做超常购买力，不是市场经济自然演化出来的。”

史正富在演讲中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这种超常规增长，所需要的改革并非全面转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官僚主义的危害，控制腐败的层面。这些工作是组织变革、流程再造。”

韦森：经济下行是

自然趋势

《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出版之后，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曾提出了一些异议。昨天的论坛也是两人的一次正式交锋。同样对于当前经济下行，韦森教授首先提出的观点是，增长率的下滑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下行。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一直在往下行，支出在增加，这就导致了存贷比在上升。“问题在于短期下行到底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现象，还是一个趋势性的现象，我的判断是，这可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趋势。”韦森说。

韦森以英国崛起和二战后东南亚、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史为例提出，这些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后都可能面临一个经济下行的趋势，“我认为没有多少例外。”

那政府为何不再像2008年那样拿出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韦森认为，目前中国天量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推动下，长期持续地增长。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驱使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等到大部分企业的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你再来投资的话，到还款的时候可能就是被动的时候，我比较支持这一点。”

华民：最重要的投资

是投资“人”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力挺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快速增长的观点。他给出的理由是，首先是人口增长的压力，需要用经济增长来化解，“经济一旦停止下来，就业就会产生问题。”其次，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依赖于快速经济增长，一旦经济下行就可能造成财政赤字问题，影响政府刚性支出。财政不稳定，就业不稳定都可能造成社会稳定问题。“千万别把经济增长速度搞下来。我们是一个有能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华民说。

可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经济增长放缓呢？“我的观点是，中国今天出现经济增长的下降，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自然因素就是投资报酬递减。”但华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增长潜力。华民给出了三个解决选择，第一是通过加工资的方式增加内需，“如果生产率没有提高就加工资，叫增加成本，这样刺激内需是有问题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第二个选择是增加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我认为，政府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投资就是投资‘人’，把农民训练成为有素养的产业工人。”第三个选择就是外贸，“内部需求还不是很足的情况下，是不能把贸易的大门关上的，一定要自己挣别人的钱，也给别人挣钱的机会，维持一个稳定的汇率。如果还是无法平衡贸易，不妨做一些海外投资。”

最大问题是

社会公正和共识

除了如何应对中国目前经济下行问题，昨天论坛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和未来改革问题。

韦森说，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化的问题，而“是过度市场化问题，不该市场化的都市场化，减少政府的权力，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要放权，这样才能根治腐败，“中国的问题是财权不受制约导致的腐败。”

史正富则认为，腐败的原因并不是政府管经济太多。他分析了几种腐败模式，第一种是官商通吃，第二种是钱权交易，“中央转移支付越来越大，其中发生的腐败主要在北京。这就要下放权力，增加透明度。发改委的很多审批省掉不就行了？审批其实是多花时间和钱而已。不妨碍国防安全的就不要审批，腐败就减少大半。”史正富给出的第三种腐败模式是“合法伤害权”，“不给我好处就给你害处，比如不给许可证等。” 在史正富看来，腐败是可以缓解和化解的，只能靠科学管理，“如果只有维稳手段，结果是大家都害怕。”

华民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公正和社会共识问题。“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形成共识，现在任何事情都有左中右。没有共识，这是危机。”而从微观角度讲，现在社会机会不均等，这个时代成了拼爹时代，“这是社会完全的倒退，这个冲突使得经济与社会无法协调，这是比较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