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墓：难以解开的千古之谜

李寿石椁正面的双开门。

李寿石椁、墓志。

本报驻陕西记者 赵建兰

有许多人在历史上并无建树，却由于其墓葬的殊异，在逝世千年后名声大噪，李寿便是其中之一。凭借一合国内罕见的兽首龟形墓志，一具堪称唐代石雕艺术典范的石椁，一批内容丰富、极其精美的唐代壁画，名不见经传的李寿跨越千年成为现代人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旅游观光的焦点。

他究竟是谁？为什么会享有如此的礼遇？

墓主为唐高祖李渊的堂弟

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的李寿墓，是唐高祖李渊献陵的众多陪葬墓中的一个。1973年因当地农民灌溉田地，墓道塌陷而被发现，是目前已经发掘的唐代墓室中年代最早的一座。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老石刻艺术馆内展出的李寿墓门、石椁、兽首龟形墓志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李寿（577年—630年），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墓志中称其为唐淮安靖王”。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原茵说。从史料记载来看，隋大业末年，李寿会同李渊举兵反隋，并参加了对宇文化及、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战争，却屡战屡败，还曾被窦建德俘虏，最后随从李世民平定了刘黑闼，虽没有显赫战功，却成为建立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因此得到李渊和李世民的赏赐，爵位不断升迁。唐贞观元年（630年）12月卒于长安延福里第，享年54岁，死后葬于三原县，陪葬献陵。

据当年的考古发掘报告记载，李寿墓为夯土堆圆锥形封土（现已夷为平地），总长44.4米，有长斜坡墓道，5个天井，装石门的甬道和长3.8米、宽3.95米、深10.5米的墓室。墓室内曾出土金器、玉器、陶瓷器等随葬品300余件，以及石椁一具。石椁是罩护在棺外的一层葬具，体积硕大。李寿石椁由身、顶、底三部分组成，共28块青石。从外观看，椁身如3间歇山顶式房屋建筑，8根大柱挺立，石椁四面雕刻着排列整齐、并着衣冠的人物形象，有文臣、武将、仙人等。石椁顶部用圆浮雕筒瓦覆盖，边檐雕有莲花纹瓦当，椁底有团花及十二生肖线画等。在石椁的内部，顶部有星象、太阳及金蝉、玉兔，内壁刻有乐人、舞伎、男女侍从等7组图案，形象生动感人。

与唐代其他石椁相比，李寿石椁外形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正面多了一扇双开门格式的小门，门高75厘米、宽52厘米，门上刻着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传说中的四神。自西汉以来，朱雀是四神中标明方位的南方之神，代表吉祥、前进、胜利之意，在李寿墓石椁中多次出现朱雀，“也可能取吉祥之意，至于这扇小门是供谁出入，有什么特殊寓意，”王原茵表示，“目前并不明确。而用文臣武将的衣冠人物形象取代了唐墓壁画中常见的多姿宫女形象，既使得李寿颇具‘王’的气度，也是他生前豪奢生活的真实写照。”

罕见的龟形墓志

在李寿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其兽首龟形的墓志极为罕见，“这种龟形墓志解放前曾在河南洛阳出土过一合，不过规模远不及此，因此特别珍贵。”王原茵说。通常，一般墓志大都为方形，墓志盖也为方形或覆斗形，而李寿龟形墓志并盖却是长椭圆形，所塑造的龟头前伸，瞪大双眼，四足趴伏于长方形石座之上，并刻有龟甲、连珠、蔓草等图案。总长166厘米、宽96厘米、高64厘米，从残存的痕迹来看，原来是通体彩绘贴金。以龟背为志盖。上面正中刻纵横四四布列“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16字志铭。铭文共31行，每行37字，共1071字，并无撰书人名。书体类似欧阳询书法。

铭文内容详细叙述了李寿的生平业绩，主要是为其歌功颂德。据史料记载，李寿虽贵为皇亲，但本人却非铭文中所叙述的那样，是运筹帷幄、功勋卓著的将军，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他率兵响应，但在论功行赏时，却对房玄龄、杜如晦等功居第一，愤愤不平。很明显，铭文与史料记载并不相符，对此，王原茵解释说，李寿墓志是唐贞观四年（630年）所刻，也就是说，距离唐王朝统一全国才过去了仅仅6年，而统治初年，统治者往往都把维护政权的稳固视为首要目标，李寿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对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美化和厚葬，可以体现唐朝皇帝的美好品质，赢得更多百姓的支持和拥戴。

龟在中国古代象征着长寿和富贵，备受人们崇拜，李寿龟形墓志的出现是否就是人们对古老灵龟崇拜的追忆呢？它与传说中的“灵龟负书”有没有关联呢？王原茵表示，可能有，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测，并无定论，“灵龟负书”的出现也多指祥瑞之照。所谓的“灵龟负书”，即相传大禹治水成功时，有灵龟自洛水出，背上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得之而反复琢磨，最后依次划天下为九州，形成华夏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九宫图。

画中所奏为“宫廷雅乐”？

除石椁、龟形墓志外，李寿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极其精美的壁画，据粗略统计，大体可分为农耕、牧养、杂役图，建筑图，仪仗出行图，寺院、道观图等，而李寿石椁中刻有乐人、舞伎的壁画一经发现，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唐代宫廷音乐制度中备受关注的坐部伎、立部伎的区分，究竟始于何时，因古代文献记载的不同，在音乐界存在很大争议。据当年考古发掘简报记载，刻于石椁内东南壁南部的“立部乐伎图”，与其紧靠的“舞伎图”，实际上是一张图。也就是说，可分为“坐部伎（包括舞伎）”及“立部伎”（仅乐人）两个图。这是否意味着，早在贞观四年，就已经有了“坐、立二部乐”的划分呢？

据了解，“坐、立部伎”是唐代宫廷燕乐舞的典型代表之一。所谓“坐、立部伎”，包括“坐部伎”与“立部伎”，它是按照表演姿势的站、立来进行划分的乐舞，两者各有其表演特色，规模和具体人数也有不同的限定。“坐部伎”表演人数较少，堂上表演，用丝竹乐伴奏，情绪优雅，音乐细腻，个人的表演技艺普遍较高。而“立部伎”表演人数较多，多用锣鼓等打击乐伴奏，情绪热烈，气势磅礴，个人的表演技艺普遍较低。

“李寿墓壁画中的舞伎是由6人组成，而文献记载的‘坐部伎’有8人、4人、2人、3人以及12人的，唯独没有6人组的。”王原茵说，“坐立部乐曲，都是颂扬隋至初唐帝王、尤其是在位皇帝‘文治武功’的宫廷雅乐，绝非一般娱乐助兴的乐舞可比。换句话说，身为臣下的李寿，是无福享受到这种性质的音乐，死后更不可能被刻绘入棺椁随葬。这也就是说，李寿石椁中所刻的并非坐、立部乐伎图，其所奏的也并非宫廷雅乐，而是一般亲贵家中的寻常俗乐。”

至于坐、立二部乐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而李寿墓为什么会如此奢华，它最有可能的建造者又会是谁，也成为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