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回忆录需要正当性

马可·罗斯（Marco Roth）生于曼哈顿上西区一个文化精英之家，的确，太有文化也会带来痛楚。

“马可跟其他小孩不是特别合得来。他曾是个“糟糕的客人”，成年后的性启蒙相对较晚。他被压抑的情欲在苦闷中挣扎：他卧室里的女性海报是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摄影作品“阿富汗女孩”，“她那充满黄斑的深蓝色眼睛凝视着镜头，没有情绪，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世界的苦难”……”

托比·利希蒂希

英国

生于1979年，文学评论家、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目前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小说编辑。

此文是他对学者、《n+1》杂志创始人马可·罗斯的一篇评介文章。

马可·罗斯（Marco Roth）生于曼哈顿上西区一个文化精英之家，的确，太有文化也会带来痛楚。他的父亲是位显赫的血液学专家，母亲是古典音乐家。马可是独子，用他自己的供词说，他是个早熟而喜怒无常的男孩：“我属于那种小孩，只要你露出一点凶巴巴的苗头，就一定能惹得我哇哇大哭或是大吵大闹乱发脾气。”在家里，他故意用“N”打头的词（指Nigger，对黑人的蔑称——译注）称呼保姆，只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也不管这注意是反感还是气愤；在学校，他混在一帮惹人讨厌的“格格不入者”中间。当一次火警演习被误传为真时，他竟不顾阻挠要奔回教学楼里，只为了说出一句他反复听到的话：“你不明白吗？我需要我的小提琴。我是个艺术家。”

马可跟其他小孩不是特别合得来。他曾是个“糟糕的客人”，成年后的性启蒙相对较晚。（他在书里写：“从亲身实践的角度看……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而是自性恋。”）他被压抑的情欲在苦闷中挣扎：他卧室里的女性海报是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的摄影作品“阿富汗女孩”，“她那充满黄斑的深蓝色眼睛凝视着镜头，没有情绪，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世界的苦难，那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苦难。”然而马可的青春期焦虑比大部分人要严重。他一周两次拜访心理医生。这都是因为有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厨房“从碗橱里拿出许多碟子……然后把它们统统摔在地上”。

导致罗斯种种困扰的主要原因不是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校园里的嘲笑和成长中的各种失败沮丧，而是父亲的噩兆。罗斯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父亲蜷缩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慢慢让艾滋病蚕食生命。从罗斯记事起，家里就有这位“非人类成员”，作为科学家的父亲，坦荡地谈论这个最可能致自己于死地的原因，“这种病毒的肆无忌惮和诡计多端令他感到兴奋。他是一个欣赏敌手的人，而他想让我也欣赏他的敌手。”尤金·罗斯（Eugene Roth）在儿子的叙述中，是一位尊重严苛的智力训练超过少年天才的人，他最害怕的是社交尴尬。他也并不期待得到别人的爱。“你会恨我，就像我恨我父亲。”尤金曾经这样告诉儿子。这对父子的最后一面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艰辛酸楚。当时罗斯还是小伙子，被叫回家，父亲在沙发上跟他打招呼，穿着一件“炫目的真丝涡纹图案睡袍”。咖啡桌上是一份没有打开的报纸，一瓶氰化钠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藏着。

“你确定吗？”我问他，这话是我下象棋想悔棋时他常问我的。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其他的话说。他说他确定。“我会想念你的。”我最后蹦出这么一句话……“我每天都想念我妈妈。”我父亲说。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几乎是罗斯回忆录中最感人的一段，而且在前六十页就发生了。后面的部分多半在写一个年轻人的审美肖像，缺乏想象力，有时候无聊得让人发疯。

罗斯（后来成了学者、批评家和《n+1》杂志的创始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去了巴黎，在雅克·德里达的指导下恍惚游荡，陷入了单相思，总的来说就像是伍迪·艾伦电影里那些陈词滥调。尽管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矫揉造作（“我真的戴过贝雷帽”），却更喜欢展示自己青春单纯的一面（“在巴黎，我死得年轻，死得频繁”）。当罗斯纠结于自己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我想要历史感”），考虑自己成熟度的大问题（“一个人真的能同时拥有幸福和艺术吗？”），分析他最喜爱的作家们（“马拉美让我在语言的海洋中随波逐流”），我们不禁想问，到底一部回忆录或者说任何出版物，是否应该成为表达这类想法的载体。等罗斯回到美国时，这种迹象更明显了，他迅速浏览了尤金的书房，又碰到了一个灵犀相通的女孩（“这是某种东西的开始，但种东西似乎无法与我和父亲书籍的关系和睦相处”）。接下来是婚姻，生孩子（“不顾我的担忧和反对”），分手揭示了一个作家依然纠结于自怨自艾：“我去了费城，因为追随我爱的女人，最后我却耗尽了她的爱。”

这其中有一次意外转折。罗斯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家人告知父亲感染艾滋病毒是因为他在医院里给一个病人打针时针头滑落误伤所致。而尤金的妹妹安妮·罗菲（Anne Roiphe）在回忆录（《公园大道1185号》，1999年）中质疑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她转弯抹角地提到了哥哥的同性恋倾向。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给了罗斯一种使命感，要探寻关于父亲的真相，“他是一个人，而不仅是我记忆中那个艾滋病人。”在这时，他本有机会对1980年代美国的艾滋病政治进行一番有益的思考，但他却选择了一种更为内省的方式，甚至对自己的性向进行了激烈的拷问。在阅读《科学家》时，我们再度陷入了个人覆盖宇宙的泥沼，我禁不住感到尽管罗斯睿智，敏感，拥有痛苦的过去，但他还没有足够丰富到能为此类回忆录的正当性辩护。

盛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