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人办报以图重回政治中心

　　《商报》（1921年创办）阅报栏前的人群。

　　1918年10月10日，申报馆举行了新大楼落成、乔迁庆祝典礼。当时，位于望平街汉口路的申报馆挤满了观望的人群。图为申报馆。

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申报》（初定名为《申江新报》）创刊，当时的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由中国人主执笔政。一九一二年，中国报人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历经了清朝同治、光绪和宣统三朝，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阶段，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在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由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主编的《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以下简称《报人报国》）引发了知识界较大关注。杨奎松、许纪霖、李金铨、桑兵、章清、黄旦、陈建华等史学界和新闻学界名家都名列这部厚实著作的作者名单中。作为当代研究中国传媒的代表人物，李金铨告诉早报记者：“本书以‘结绳记事’的方法，选取新闻史上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节点，串起一部曲折而复杂的中国新闻史（晚清及民国）。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历史，既触碰了交错生动的人与事，深入探究其间的文化肌理，又为新闻史脉络提供了整体图景，为中国新闻史，乃至近现代史提供了另一种读法。”

据了解，李金铨曾邀请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和日、美等国的部分历史、文学和传播学者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召开“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而这本著作就是在这场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并且经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长达两年的精心打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前，由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在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引起两岸三地跨领域学者不少“深刻的回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思与言》、《南风窗》等知名报刊和学术期刊都发表过书评。《报人报国》堪称《文人论政》的姊妹篇，在很多论题上既有延续性更有推进性。日前，早报记者趁李金铨教授到复旦大学讲学之机，就民国报刊、报人与政治等主题专访了他。

“文人论政的主题

是救亡图存”

东方早报：据我了解，你其实主要从事的是媒介政治经济学、全球传播和社会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是怎样的契机和动力让你涉足中国新闻史的领域？又是哪些因素让你先后召集中国两岸三地以及日本、美国等地的学者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报刊史的会议？

李金铨：我一直对新闻史有兴趣，虽然没有全面下过工夫。我对华文学术界的新闻史写作不怎么满意，一方面因为很多作品是平铺直叙、像流水账，缺乏问题意识，没有太多解释力；但另外一方面，它们在谈到具体历史人物的时候，又有太多道德判断和政治褒贬。我年轻时就读这种“新闻史”，现在年轻一代还在读这种类型的“新闻史”，我们这一代未免交了白卷。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任教，有幸搭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就心想不如为新闻史敲敲边鼓，找一批最好的民国史专家来谈报刊，因为他们既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研究又必然涉及报刊，一举两得。于是我绕过传统的新闻史学界，邀请民国史学者。至于我为什么选择晚清民国这一段，一是因为限制相对少些，二来当时的报刊也比较精彩一点。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编辑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反响不错。再接再厉，又主编了这本《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希望能形成对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学术谱系，这样影响力能逐渐累积而成。

东方早报：从《文人论政》到《报人报国》的书名来看，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对于近代中国的报人和知识人来说，“论政”中的政治意识和“报国”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其实是支配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观念？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民族”与“民主”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金铨：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报刊历史很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传过来的。晚清先出现传教士报刊，后来国人又先后向日本和英美取经。报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三部曲，就是启蒙、革命和追求现代化，其中知识阶层的分量很关键。中国教育落后，识字的人很少，不像欧美国家教育那般普及，中国的知识阶层是沙漠中的绿洲，是千顷地头长出的几株禾苗，报刊成为他们发表意见的园地。中国向来有“立言”的传统，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知识人企图通过报刊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想要对政治有所影响，这便造就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与风气，论政的主题自然牵涉到民族存亡和救亡图存，这是他们精神世界最基本的底色。

东方早报：救亡图存式的报国思潮在那个时代是主要潮流，这涉及一个非常核心也是一直以来很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中国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的主体是因时而变的，起初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留日回来的，后来留学英美回来的居多，这几代留学生大多都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观念，跟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其实存在着一种张力，你怎么看待这几代人在自由主义跟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紧张？

李金铨：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如果没有国家民族的话，自由民主当然没有着落点，但一旦变成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那就必须牺牲自由民主了，关键就在于两者如何求取平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新闻检察官，有好些是从英美留学归国的精英，留美的人未必都相信新闻自由，也可能认为新闻自由的理念虽好但并不适合国情，但更重要的是国难当前，觉得不如把自由民主先摆在一边，等解除外患以后再说。连1930年代《独立评论》的那批顶尖的知识人——包括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都有“新式独裁”的主张，何况一般报人？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认为暂时牺牲自由民主也是应该的。例如张季鸾原是向往英美报业的，但全面抗战以后，他表态支持政府检查报刊，免得泄露国家机密。其他报人也不反对新闻统治，只是批评统治手法太恶劣，不该管的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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