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小人物也有活生生的存在”

晨报记者 王杰

晨报记者 朱美虹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有一群人放慢了节奏，通过镜头默默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昨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63届文化讲坛邀请七位纪录片导演，播放他们各自的作品，共议“生活深处的文化温度”。演讲结束后，钱文忠还以观众的身份谈了自己的观感，向他们致敬。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俄亚纳西人》导演冷冶夫表示，如今纪录片的社会担当，表现为在生活深处挖掘记录下来又能存储起来的影片资料，“我们国内的纪录片除了栏目化以外，更多的是做一些大片。电视台导演是我的职业，拿这个钱，就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我的事业是人类学，我不挣钱也要做这个，因为再不保留，你给后人什么东西？我认为纪录片不是播出就完事了”。《幼儿园》导演张以庆举了一个例子来佐证，“我们有一个小栏目，导演拍了一个主题，很有价值，拍完后，他采访了一位学者，访谈之后说，费了这么大劲，估计也没什么人看。为此，我感到悲哀和困惑，因为武汉大学的学者还特地告诉我们，‘即便没有人看，你们也要拍，因为你们是公共媒体。很长一段时间，文化可能要坐冷板凳，但是传播文化，永远是公共媒体不能推卸的责任”。

他们中间，很多人原先并非从事这一职业，但在拍摄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查晓原本是做生意的，有一段时间他很迷茫，于是拿起DV对准他的乡亲们，拍出了《毡匠老马的一家》。在拍摄中，他发现西海固山区的回族人老马居然会唱孟姜女哭长城和梁祝的故事，这让他思考起文化的底蕴及流传；《同学》的导演林鑫原本是诗人、画家，出于偶然，他拍了多年未见的同学们，没想到在同学们个人化的讲述中勾勒出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轨迹，“我1978年高中毕业到2008年，刚好和改革开放30年是同步的。一开始，我想的是以实验的、文献的拍摄方法，以艺术家的眼光，但现在再说我是艺术家会非常尴尬——我真正成为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再牛的导演，你能导演生活吗？”《扇鼓·乐》关注的是太行山地区扇鼓与人的情缘，导演焦瑞青来自农村，一直以来都梦想着走出农村，留在大城市，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农村拍片，“我经常回想起村里的那口水井、那棵老槐树，人们会聚集在这儿，各种故事、各种家常、各种信息在这里交汇和生长，文化也得以养成。什么是文化？文化是让大家能坐在一起的东西，是节日和民族，是故事和传说，是书籍和茶，是那些看不见但是无法割舍的像空气一样的具有灵性的东西，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茶马古道》得过不少奖，片中，周卫平接触过的一些赶马人，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已经没有讲述故事的能力了，“我很庆幸在五六年前记录下了他们，拍摄下了他们。现在回溯起来，我总觉得这些影像在提醒我们，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小人物也有活生生的存在，他们是中国最庞大的人群，把其中有价值意义的事情挖掘出来，是题材上的创新，也是对草根精神的致敬。对于当今的中国纪录片人来说，最需要的是感应自身的文化需求，与其费尽心思迎合西方的审美价值，不如抛弃功利、遵循自我意愿去做一些事情”。

而《闲着》的导演张伟杰更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被称为“社会闲杂人等”的底层人群，“我的四位主人公曾是工人、农民、教师和乡村干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的转型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工作，要生存下来并不容易，我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故事，有种衰败中向上的力量，我跟他们相处了一年多，碰到低潮的时候，也会以此来激励自己。我常在想，我们的历史究竟是谁来书写的，是历史、文人还是谁？书写的又是什么？是高楼还是建造这些高楼的普普通通的人？其实，普通的人非常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