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馆奴”樊建川

胡铁湘 摄

这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子弟兵太行军区的联合布告”是国家一级文物，该《布告》详细说明了救助美国飞行员的意义、办法及奖励措施。许多美国飞行员在飞机被击伤被迫跳伞后，降落到敌后，得到了新四军、八路军的营救。

这幅丰子恺的《胜利之夜》，是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后3天，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创作了这幅《胜利之夜》。画面上大人、小孩在电灯下欢天喜地，寓意抗战胜利结束了战时灯火管制，告别黑暗战争岁月，普天同庆。樊建川于2001年从北京拍卖竞得此画。

7月18日下午，三联书店出版的樊建川个人自传《大馆奴》在军博举行新书首发式，马未都、秦晖、吴思、陆川等一众老友到场祝贺。发布会开始前半个小时，台前的近百个座椅就已被坐满，准点到的人只能站着。嘉宾们坐在台上，一排，樊建川坐在最右边。可他是个待不住的人，嘉宾发言，哪个人提到了自己有关收藏的事，一听“藏品”二字，他一定屁股离凳子，恨不能马上上前握嘉宾的手。樊建川要办知青博物馆，正在到处搜罗藏品。《潜规则》的作者吴思说自己想要给樊建川准备个礼物，是之前当知青时写书的手稿。话音还没落，樊建川开始哈哈大笑拍手，连声说好。

出版人李昕——

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人有意无意地失去历史的记忆的时候，樊建川扮演了一个敲钟人的角色，时时敲起警钟警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就意味着灾难。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道义担当，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尝试。以一个人的力量撑起这一片事业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令人惊异和赞叹。

李昕已认识樊建川15年，初见面李昕就发现樊建川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用形容词概括可以有一大串，“正直、豪爽、大义、有气魄、有激情、有血性、有理想，敢作敢为”。

15年前，李昕在香港三联工作，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在香港由李昕安排出版。樊建川像今天这样，到香港举办抗战文物巡展。樊建川穿着旧军服、亲自携带着鬼子使用过的钢盔和长枪，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李昕面前时，李昕发现，作为一位收藏家，“他是一位奇人。”

“他的理想、理念、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在李昕见过的收藏家里，樊建川的独特性之处在于，他年纪轻轻就放弃政府官员的职位，专心收藏；只为收藏花钱，而不考虑赚钱；公开宣称自己没有财产，并以此为荣。

2011年春天，李昕专程飞到成都，准备说服樊建川出版他的自传体回忆录。“建川很低调、很谦虚，以自己太年轻为理由再三推托。”认真的李昕动了真格，为了说服樊建川，李昕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谈话提纲，A4纸上写了大半页。

临回京前一晚，樊建川请李昕喝酒，李昕展开攻势：“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值得写一本传记，写传记不是为了给人树碑立传。自传应是思想性读物，展现传主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有的人虽然事业成功，但是人格没有光彩，或者人生没有色彩，性格不能出彩，恐怕都不值得写传记。”

李昕最终说服了樊建川，但樊建川说他的事情太忙，实在没时间写。李昕说：“这不要紧，你给我50个小时做口述录音，我找人帮你撰写整理怎么样？”樊建川同意了。第二天在回北京的路上，李昕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住在成都的作家李晋西女士，邀请她和樊建川合作，一人口述，一人笔录。

李昕与樊建川谈完后，樊建川送李昕上车时忽然问李昕：“你写的那个谈话提纲还在吗？”李昕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樊建川接过去说：“我收藏了。”李昕想，这个人收藏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李昕和樊建川最初有分歧，李昕希望取名《记忆与梦想》，意思是说，这不仅是樊建川个人记忆，记录他个人要建100个博物馆的梦想，同时展现他为我们民族所收藏的集体记忆。但是樊建川坚持要用《大馆奴》，他说：“现在社会上有房奴，有车奴，而我就愿意做一个馆奴，我把我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博物馆，还不是馆奴吗？”最后他们在一次开怀畅饮中做了妥协，决定以《大馆奴》做主书名，记忆与梦想作副标题。

清华教授秦晖——

民间记忆太重要了，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记忆往往都是定做的，这个定做的记忆，我不说好不好，但是显然一元化得太厉害。这个一元化的记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我跟建川也是老朋友，我常到他那里去，每次都收获很多。”据说，秦晖曾耗在建川博物馆里不出来，恨不能把每本有字的资料都拍下来带走。他印象中，像这样的博物馆群，美国的史密斯学会有一个，但那是一个何等背景的机构；德国柏林有一个博物馆岛，上面也有10几个博物馆，但那都是国家的。“建川的这些馆，以个人力量这么搞，这恐怕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没有第二个。”秦晖发现，建川博物馆其实不光是收藏，包括解说、陈列和建筑形式，都体现了一种思想，很多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专门有一个战俘馆，叫做不屈战俘。“不仅是在大陆，包括在台湾都不太可能有。”

导演陆川——

这些真相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是沉在水里的锚，让我们不会漂移到太远的地方，也像一列高速行车的火车的刹车。这个车最重要的不光是发动机，刹车也很重要，否则就会车毁人亡。

筹拍《南京！南京！》时，樊建川的《一个人的抗战》给了陆川史观上的改变。于是他几经周转找到了樊建川，并成了他的“小兄弟”。“说实话，我整个对历史的感受，对历史的判断，在跟建川接触中发生了90度的变化，我很感谢他。”“《南京！南京！》的拍摄中间，建川打开了他的博物馆，我和我的同事就吃住在里面，像虫子一样贪婪地去消化他的藏品。”

陆川参观樊建川博物馆最大的感触是，并没有在他的博物馆里看到无数的伟大领袖，而是亲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构成。“历史微小的人，建川给了他们等同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国度比较缺乏的，是对普通人的尊重，对普通人存在的一种尊重。”陆川说。

收藏家马未都——

我们都是希望通过证据来表达历史的，樊建川的博物馆非常有特点，是属于这种事件性的博物馆，每一个事件，他尽可能地把一些文物堆积在你的面前，让你感受到这个事件的真实。

马未都去过樊建川的博物馆两次。同是搞收藏、做博物馆，马未都觉得建川博物馆有趣之处在于，是通过一个一个事件组织起来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的真实都是碎片式的，关键看你自己怎么能把这些碎片式的历史连接起来。我老说历史没有真实，历史只残存一个道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马未都越说越激动，他提高了声音，大家都应该去建川博物馆的抗战馆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前辈是怎样抗战的，看到了我们有多少中国人曾经为自己的民族尊严浴血奋战。

作家吴思——

我觉得这本书名字起得很好，馆主就是表明了一种权利，馆奴是表明一种义务。只要你有这么大的权利，要负起这个责任来，你就得承担相应的义务，于是这个义务非常之重，他就成了馆奴。

吴思上来就“调侃”了樊建川一把：“建川一直自称是馆主，怎么又成馆奴了？我看了书封面他的照片，还是一幅气宇轩昂的主人的样子。自称馆奴，实际上还是馆主。”

吴思三年前去过建川博物馆，被深深“震撼”。他回忆，博物馆要是细细看，估计得一星期。走马观花，每一个馆都以正常的快走的速度，一分钟走100步，大概也得走一天。

馆里的藏品，吴思发布会当天早晨还在家里念了一遍：手写资料二三十吨，这仅仅是“文革”一个馆，书信三四十万封，日记1.5万到2万本，像章上百万枚，票证上百万份，公章1万多枚，唱片几十万张，瓷器大概5万件，镜子大概5万件，座钟一万座，生活影照集上万本，以100张一本计，有100多万张，宣传画十几万张，电影拷贝近万本，“文革”的请柬、奖状、结婚证、袖标都分别上万件。

吴思跟樊建川是老朋友，他对樊建川做的事非常感动。樊建川在办知青博物馆时候跟吴思说，要给他提供点文物。吴思说，自己就瞎答应着，“没认真，我想我有什么文物。”看完《大馆奴》，吴思对文物有了新的理解。来之前，他翻箱倒柜，要找个文物送给樊建川。吴思有一本他写陈永贵的手稿，“我想找出其中一张写陈永贵的手稿，配上那本书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

樊建川正乐不可支，吴思一个大喘气，“我翻了半天没翻出来。”吴思说他只好先欠着，回去一定找出来送给樊建川。 J226

樊建川

馆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