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 做够100个馆，我一定收手

建川-汶川大地震博物馆遇难者浮雕墙

做收藏，

我是最孤独也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读的都是孤本善本

孙：看别人收藏，都是越藏越富，而你越收藏，越捉襟见肘。再多的钱你都投进建馆上了。你的博物馆就是你的无底洞。你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研究你的馆藏。听你说你看材料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看，真为你发愁，你何时能看尽馆藏呢？关于馆藏研究，你就没有请外援的想法吗？

樊：引进外援的想法肯定是有，今年也打算挂牌成立建川博物馆研究院，外聘一些研究人员，也抽调一些工作人员做馆藏研究。但有些材料还相对敏感，涉及一些隐私啥的，所以十年八年研究资料不会公开。但我个人看和研究，又是另一回事。这对我是一种享受。我常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读书人，因为我看的都是手写本、孤本和善本，没有形成印刷体的文字。所以有些东西只有我知道，我看到的别人看不到，这多牛啊。这就是收藏的乐趣，一种对历史细节的满足感。但满足之后不能说，还得抑制。这可能又从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寻求动力。

孙：我觉得还有对什么是文物的敏感吧。有些东西别人还在咂摸它是不是文物，你已经扑上去占有了。在军博听你聊你那些文物故事，我最惊讶的是你闻讯三鹿奶粉是毒奶粉时，立马去买了两箱。在很多人看来，说三鹿奶粉也是文物，是很奇怪的事情。

樊：这首先是观念认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今天的一切就是明天的历史。时间在不断流逝中，这一秒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事件。建川博物馆是一座收藏历史的博物馆，这些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你现在要收藏一张抗战标语，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你要有很多机遇，必须有一个人，把当年的标语撕下来，保存好才有可能。“文革”标语也是。所以我在动议做5·12大地震馆藏时，就提醒我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收集标语，因为标语贴在墙上，是最容易被风吹雨打，销蚀掉的。因为动作快，我们现在已经收了几千张地震标语了。

一个事情过去之后，你是非常难恢复那个场景的，又比如拆迁，每次看到哪条街拆迁，我都会和那条街谈好，把一条街的门牌号都收走。因为不这样，它就被一个个掩埋在推土机里了。而上万个门牌号，就是上万个生命记忆。它自己会说话的。

当社会前进时，你一定要跟着社会走，你才能记录这个时代。而不是让它只留下口头文化、影视资料、文字与图片。历史不仅以这些方式存在，还以文物的方式。而且正是有文物，历史才更形象，更有细节感。

九十年代，我几乎不敢想做一个博物馆，

但现在，我的标杆在不断上移

孙：怪不得你的博物馆聚落，那些拍电影的人爱去呢。韩三平还差点要给你这儿挂个北影道具库的牌子。你为收这些文物做这些馆确实肝脑涂地，但听说你用“大馆奴”作为你的口述史的书名，一时还真不适应。不疯魔不成活也就罢了，一个人怎么就成了奴了呢？

樊：给别人当奴，感觉肯定不好。房奴、卡奴、车奴听来也都无可奈何。但当馆奴在我看来可不一样，尤其是给一个有意义的博物馆当奴隶。因为一般人还做不了，你得有这个资格，有收藏的经验，以及相当的文物储备才能当。这也是表明我的决心——做博物馆就是面对历史，历史上很多都是英雄人物，都高山仰止，文物也非同小可，在他们面前，谦卑是必须的。既然已自命为馆奴，我就要求自己，要有服务于主人的勤奋、勤快，不能有松懈的时日，工作兢兢业业……

孙：但书里有一处，您还是提到了自己的馆主身份……

樊：所谓馆主身份，不过是表明我对这件事情有话语权，有做事的决定权，但从本质上，我们面对文物、面对历史，还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因为做的是博物馆，观众也是我服务的主子。

孙：我还记得2003年去安仁的情形。那时眼前就是一片荒滩，后来几次站在已经落成的建川博物馆，我都不敢把它与那片荒滩联系起来。这个博物馆聚落真被你做成了。而且抗战博物馆的确震撼，但后来做多了，做杂了，我就有疑问，做博物馆超市或者聚落的概念固然好，但多焦点会不会失焦？

樊：实际上我做的很多馆，已经把焦点做到了极致。比如抗战馆，我已做了七个，只差汉奸馆、日军馆没开了，就我的藏品、个人能力与水平，这已经是我的极限，我不会再扩大它。红色年代馆规划是12个，现在已做了5个，我也不会再做它。这实际并不存在多焦点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主题做到了极致后，我会改做别的。当然地震馆是后来冒出的想法，因为地震就在我的家乡。做完4个我也不会再做，接下来我可能会做环境保护、农民工、民营企业创业等展馆，因为陆续会接触到这样的藏品。多和专注并不矛盾，用七个馆做抗战，已经说明我的专注性了。

但是同时，作为建川博物馆，作为生存，我必须兼顾它的丰富性，做三寸金莲这样的馆是我的谋生需要，同时也让博物馆在结构、市场、休闲、旅游方面更合理充分。

孙：但看你的书中个人经历部分，我能看到，有些馆与你的情感是有对应关系的。比如你在书中说：“为什么建国军馆呢？很大的根源是我父亲。”你父亲和岳父都是老兵，而知青生活馆就不用说了，你自己就是知青一代。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通过文物与众多馆的建立，讲述你个人的故事。

樊：虽然是那么说，但其实年轻时我可是根本不敢想象可以做这些馆。一个馆都不敢想，因为当时都吃不饱饭，饿晕过。希望是像萌芽一样一点一点长大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做收藏了，当时也没有做馆的想法。但后来一次展览，专家一下鉴定出我的一级文物有14件还多，高出国家博物馆好几倍，这让我开始有了底气。加上那些年我一直在做房地产，设计并盖房子对我并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我才萌生了做博物馆的想法。但当时，穷尽我的想象力，也只敢做二十几个。而现在我不同了，我把我的标杆又向上移了些，按我的藏品，我现在要做的目标是100个……

孙：听起来很疯狂啊，那么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差多少……

樊：我现在在建川博物馆已经开放了24座，还有6座馆已经修好还没有陈列。这就三十座馆了。前两天和雅安政府谈合作，要帮他们建20座。作为雅安灾后旅游项目、就业项目，我们要做的包括“西康历史博物馆”、“刘文辉将军纪念馆”、“茶马古道博物馆”、“红军在雅安博物馆”等。这个如果做成，差不多就接近60座了。

孙：外人无法想象做一个博物馆需要多大的心力与劳力。但你是经历了每一个馆从设计、建筑、布局、陈列全过程的，要你估计，完成这个目标得多久呢？

樊：总得二十多年吧。到时我可能就76了。到时一定收手……

孙：我还以为收手这个词不会出现在您的人生字典里呢。

樊：疯狂是有原因的。要我自己分析，往冠冕里说，我这人是有些责任感，往中间说，本质上我是一个兵，兵有什么，无非是一个背包一条命。博物馆对我来说，就是背包，建得再大也是，背包是用来扔的，命是用来拼的。拼命打仗拼命扔背包。也许再有一个解释，就是一种病。这种与生俱来的收藏癖，真的无法解释，因为我父母从来不做收藏，身边朋友也没有，但我打小就喜欢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孙：估计你也乐在“病”中。因为这次又听你吐出了一个更大的理想，你要做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建造商？

樊：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使得民营资本已经占到半壁江山，但是当今中国的民营博物馆，还只占到5%以内，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在民营资本飞速发展的前提下，为民营博物馆提供策划、设计、施工、陈列方面乃至后期管理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在文物方面。这也是我最后的梦想，做民营博物馆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