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要让人看下去，像看剧情片”

这部名为《马戏学校》的纪录片获得2007年第13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纪录片最高奖评委会大奖，也奠定了它的两位导演郭静、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地位。

■ 纪录片《马戏学校》导演郭静、柯丁丁谈新作《初潮》

《马戏学校》剧照，马戏学校小演员在练习倒立，他们的严酷训练令人动容。

柯丁丁

1965年生于上海，1988年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学院电子工程系，1995年在上海纪实频道担任摄像和导演。

郭静

1976年生于上海，1998年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纪实频道担任导演和编辑。

2006年，一部关于马戏学校学生生活状态的纪录片让人记忆犹新：中国传统杂技在舞台上的优美与孩子们残酷的练习过程被并置，影片的运镜冷静而含蓄，没有采访，让拍摄的一切来展现观点，却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因为它折射的其实是成人世界里的竞争观念和生存压力。这部名为《马戏学校》的纪录片获得2007年第13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纪录片最高奖评委会大奖，也奠定了它的两位导演郭静、柯丁丁在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地位。

今年“六一”，两人于2010年合作的第四部作品《初潮》在武汉放映。这部讲述上海某小学一群进入青春期的学生的纪录片引起武汉观众的共鸣，有一位观众看完对自己的孩子连连抱歉：“对不起！我居然和这片中的父母是一样的！”《初潮》由上海纪实频道、Amber Entertainment、NHK、DR四方制作完成，今年暑期，它与《马戏学校》将分别于7月21日和8月18日在纪实频道真实25小时栏目中播出。

在上海本土导演中，郭静、柯丁丁的创作手法令人过目难忘，两人从2000年开始合作，迄今共有《盛夏的果实》、《马戏学校》、《初潮》、《2006,关于我的朋友》、《妈妈，我是妈妈》5部作品，他们下一部作品将拍摄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渔民面对转型的困惑”的《石塘村》。在两位导演即将赶往拍摄地的前一天，早报记者在上海电视台采访了他们，听他们讲述拍摄纪录片的独特方式——“那就是最初对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一个界定——无音乐、无采访、无旁白。但是你又完全可以把它像剧情片一样看完。”郭静说。

“首先要让观众看下去”

东方早报：两位导演合作多年，在纪录片行业中非常少见，而且一位是60年代生人，一位是70年代生人，这中间少不了要磨合吧？

郭静：我们俩还好，不会有太多分歧，柯老师理解能力很强，并且我们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保持着讨论这个好习惯。

柯丁丁：我似乎还年轻，能够跟得上（笑）。两个人的好处就是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一般来说，在一部纪录片中，导演的观点和观察是要经过考验的，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比较容易钻牛角尖，两个人可以相互考问，片子呈现出来可能不会那么的偏执。我个人认为，中国好片子很多，可惜的是，很多片子还是很偏执，我们更重视平衡，没有其他人那么犀利。

郭静：应该是表面上不那么犀利。（笑）

东方早报：《马戏学校》其实还是很犀利的，很难看出拍摄者的观点，但被揭示的部分还是挖到了观众的痛处。

柯丁丁：对，《马戏学校》还是基本上确立了我们的风格，比较平衡，一件事情的正反面我们都有所呈现，我们不帮助观众来做判断。

东方早报：《马戏学校》中不管是对孩子、教练、领导还是家长，都会给很多长时间的特写镜头，这样的镜头在纪录片拍摄中并不常见。目的是什么？

柯丁丁：这和当时的技术条件有关，因为我们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都是用标清（指画面清晰度较低的一种视频格式）拍摄的，现在当然已经进入高清（指画面清晰度较高的一种视频格式）时代了，标清成像率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理论是电视画面尽可能地呈现特写，这样能够传达情感，因为中景和全景不足以抓住人物的表情。后来我们渐渐用高清了，景别就开始松一点儿了。另外一方面，也和我刚开始做纪录片有关系，刚开始总想炫技，因为特写镜头需要技术。

郭静：其实当时我们也对这种景别感兴趣。因为《马戏学校》开拍时，我们就讨论过摄影风格，当时就认为要保持一定距离拍摄，然后用长焦来拍特写镜头，而且在练功房不可能靠得太近，毕竟他们的动作幅度很大。

东方早报：《马戏学校》是你们最有代表性的片子，可以这样说吗？

郭静：不算吧。

柯丁丁：对于一般观众，《马戏学校》的形式、节奏比较讨巧。相比后面的《初潮》，观众更喜欢《马戏学校》，前者更惊心动魄。但我个人认为，不管从考虑问题的深入性还是技术层面，《初潮》都要超过《马戏学校》。

东方早报：《初潮》是一部可以一口气看完的纪录片，但剪辑手法有点儿怪，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却还有能力通过生活小细节把场景氛围处理得很好，在拍摄和后期上有特别的考虑吗？

柯丁丁：《初潮》确实很难拍。因为拍学校其实每天都差不多，上课、吃饭、做作业……我们拍了一年多，天天如此，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老师的办公室睡觉，拍到后面有老师对我们说，“你们的工作真舒服啊，可以这样一直睡觉”，（笑）没办法，他们上课我们是不会去打扰的，只能零散地拍。后期剪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郭静完全没有方法，不知道该如何把素材串起来，后来我们就讨论出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首先要让观众能够看下去，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里边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郭静：关于剪辑的结构讨论很长时间，来回推翻了很多次，甚至觉得剪不出来。这部片子说的就是小孩心理和生理成长的一个过程。每天在班级里能够看到很多小故事，今天谁和谁打架了，明天谁作业没做被老师罚站了，类似这样琐碎的东西全都铺给观众看，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有了几条线：学生们为了家长开放日准备节目的过程，为了小升初的考试的过程……但我们并不是想说这几根线，小孩在过程中发生的小故事就像铃铛穿在这几根线上。线索推着你往前看，而你最终看到的其实是铃铛，故事本身没有意义，故事上面的小铃铛有意义，你往前走，铃铛会响一下，再往前走，铃铛又会响一下，当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是长大了。也许你也能够回忆起你的小学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让拍摄对象采访自己

东方早报：要多久才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郭静：第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第一天拍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放得开，这也许和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关系，我们几乎就是观察，也不怎么发问，更多的时候是和他们玩。但在拍《马戏学校》时几乎不和孩子说话，因为他们在完成高难度系数的动作，不可以打扰。《初潮》拍的是非常内心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不交流，就根本不知道教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东方早报：老师站在讲台上从最高分念到最低分，全班最低分89分的同学低着头，说拖了全班的后腿，这个气氛实在让人难受。

郭静：其实有很多学校比这个更严厉，有些小朋友一年级做作业就要做到凌晨1点钟，柯老师女儿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比较熟悉，所以等他女儿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拍这样一部片子，并不是说学校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出了问题。我们没有指责谁，拍摄只是为了说出实情。观众有权利看到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孩子们正处于人生最重要的变化时期，他们正一步步地进入社会，学习各种规则，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东方早报：有一个镜头郭静入画了，手里拿着录音设备坐在地上和小顾（《初潮》片中的主人公之一）在一问一答，这个镜头让我觉得有干预的成分，这样的形式是故意安排的吗？

郭静：这个并不是采访，是那天自然发生的事情。

柯丁丁：这个事情非常有趣。那是我们第二次去他们家，他当时很叛逆，认为我们是狗仔队，在操纵一切，“你们总在拍我，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也有记者证。”他好像是小学生记者团的，还有摄影马甲，他说：“我为什么不能采访采访你们？”我说可以啊，于是他就把摄影马甲穿上了，和郭静一问一答，其实你看到的画面是在采访我们。虽然我完全可以拍小顾一个人，但是我放大了景别，让郭静、小顾的妈妈都在里边，三个人是平等交流的关系，我认为这样更真实。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没有把前面这段剪进去？

郭静：因为时长，也因为有些镜头我们没有拍到。

柯丁丁：对，另外对于小顾、小曹和小穆（《初潮》片中的三个人物），我们在剪辑他们仨时还是有些设计的。我们觉得所谓的“长大”，每个孩子都有个体上的差异，“长大”不是同时的，有的人会像一个英雄人物般突出，当别人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却有了对抗意识，他要和你平起平坐。于是叛逆就成为进入成人世界的第一课。所以第一个推出来的人物就是小顾，他当时非常叛逆。

我们当时就是把小顾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他要求平等，他谁都不怕，连老师都不怕，和周围都在斗，他吹响了一个战斗号角！而他手里就像是有一个接力棒，当他开始反省、成熟之后又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小曹，小曹接过接力棒又开始和老师斗，中间又穿插女孩小穆的变化，女孩子会更加内敛和敏感。而小穆的存在起到一个平衡作用，会让人觉得成长还是件很美丽的事情。

任何题材都很有价值

东方早报：你们有3部纪录片都是关注青少年成长的，是非常关注此类题材吗？

郭静：其实没有刻意为之，只是碰到了就做了。

柯丁丁：我们这么多年只做了5部片子，说明选题还是很难碰到。其实什么题材都无所谓，只要能获得被拍摄对象的许可，任何题材都有价值。纪录片拍摄有时候就是难在这里，你贴身拍他一年，像苍蝇一样，谁都会认为很讨厌。

东方早报：你们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

柯丁丁：其实是2010年完成的《妈妈，我是妈妈》，这部纪录片没有在国内公映过，很少有人知道。讲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面临小孩出生的过程，目的是讨论中国年轻人获得自由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从母亲知道怀孕一直拍到小孩10个月，这是一部非常私密的纪录片，却是我们最好的一部片子，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批判现实主义，这部片子开始试图摆脱批判，虽然无法定义那是什么风格，却是五味杂陈。

郭静：这部片子是唯一一部我们受邀请拍摄的片子，“妈妈”是复旦英语系的老师，《马戏学校》的英文版翻译，她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后来她结了婚怀孕了，但是她认为自己要生小孩会面临很多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希望我们去拍她，来帮助她找到生活当中的问题。她非常信任我们，她爱人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博士，我们和他们认真地谈了一次，他们非常真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当时想得很简单，希望作为一个家庭录影，也是我们能带给这个将要出生的小孩最好的礼物。这个片子在国外播了，反响很好。但我们还是决定不在国内放映，因为它是一个更私人化的影片。

纪录片不应该成为

伤害被拍摄对象的借口

东方早报：《石塘村》准备拍多久？最终想要表达什么？

郭静：可能会更久，三四年总要的。我们最早想要拍“人和自然”的关系，听说那地方有台风登陆，对当地生活和渔业生产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就想去看一看。我们去了那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人物，也没想到他和这个大转型有着这么多的个人和工作上的关系。

柯丁丁：因为中国渔业已经面临危机，这个镇难以维持生计，所以现在要转型，改变成一个以旅游为主的开发区，我们关注的这两个人物很特别，会和这次重大的转折发生关系，我们觉得这很有趣。至于更多的内容，希望还是等拍完了以后再说，毕竟我们还没有拍摄完成，很多变化无法预测。我们最终片子的呈现一定会很特别，但我们很怕会伤到这两个主人公。很想去保护他们。

因为《初潮》给了我们教训，这部纪录片伤到了片子中的老师，但是我们还是在播出的时候给她看，她的感受是受到了伤害，我们于是做了妥协，修改了一些内容。我们始终认为，不能顶着拍纪录片这种美好的借口，就有理由伤害任何一个人。包括成年人和小孩，不让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又能够呈现出我们想要的东西，虽然很难，但要么坚持，要么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