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传世之作”

木兰清凉寨﹙摄影﹚赵世允

沈善增

我很兴奋！

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大潮中，我看到一座浪峰，这就是上海在最近两年里连续出现的四部长篇小说，按发表的先后，它们是王安忆的《天香》，孙的《漂移者》，竹林的《魂之歌》与金宇澄的《繁花》，都是堪称一流的传世之作。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中国的一流小说，就是世界的一流小说，这说法也成立。但是否是传世之作，还是留待后人来说，让时间来检验。我说，如果以评论者的资格来说，就是“一流小说”我也没资格作这样的定评，或者说，我说了也是风吹过耳。不仅是我，再大牌的评论家，哪怕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发表这样的观点，也不过是见仁见智，无足轻重。但如果说出道理，那就是一个普通读者，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下“传世之作”的判断。理性、话语面前人人平等。

我说这四部作品是传世之作，是因为它们对文学的积累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可以作为语言艺术的某种成就的标志，文学史上一座风光独异的山峰。

《天香》是创造了一种小说类型，把一种文化 （这部小说是把中华市民文化）作为主角来写。文化比历史更接近人性的本质，因此，这种小说类型在立意上要超过那些家族史类型的小说，在表现难度上也更高，因为与家族史比较，前者还有“形”可循，而后者要传的是“神”，描摹一种气质，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需要作者超常的自信与定力。

《漂移者》是塑造了两个“圆的人物”。“圆的人物”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人物塑造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我们过去只是说“典型人物”，按照福斯特的定义，典型人物其实绝大多数是“扁的人物”，即某个性格特征非常明显的人物，作者也以此性格特征来演绎人物的命运，如奥赛罗的嫉妒，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这一性格特征被符号化，赋予了某种普遍意义，这个人物也就成为了典型人物。有些在相当篇幅里的典型人物性格有发展，如林黛玉虽然一贯的多忧善感，但初进贾府到临终焚稿时性格有发展，这已属相当的不易，但终究还是扁的人物。“圆的人物”是某一刻从性格的轨迹上逸出了，但此逸出并不是像亚瑟到牛虻的前后判若二人的突变，而是性格深层的另一方面显示出来，人物就从平面的转化为立体的。自从福斯特提出这个概念，人物塑造的高度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此后并没有更多的圆的人物出现，可见这更进一步之难。一部长篇能有一个圆的人物已属不易，也不一定要求是主角，而《漂移者》的男女主角都是圆的人物，仅此一点，怎么能不传世呢？

《魂之歌》是创造了一种流派，我称之为“诗传奇”。小说是从传奇故事中演变而来的，后来受到戏剧的情节结构、矛盾冲突理论的影响，走戏剧化的路子。到二十世纪，因为交通工具的改进，外部空间的缩小，新闻报道的无孔不入，新新闻体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隐蔽角落的深入发掘，小说的传奇功能越来越萎缩，实验性的各种小说流派纷纷探索小说新的立足点。一个共同的趋向是从“戏剧”转向“诗”，增强小说语言的审美含金量。但也因而非此即彼，使小说从大众艺术变成小众雅赏，所谓“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泾渭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竹林一直坚持小说传奇性的审美取向，坚持认为长篇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好的情节结构，同时，她对语言非常考究，像写诗一样锻词炼句，吟哦节奏，营造意境，经过多年的求索实践，终于在这部用心八年写成的六十万字巨著中，使诗性语言与传奇情节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今后可能为很多有艺术追求的作者竞相效仿的流派风格：诗传奇。

《繁花》是锻造了一种新的小说语言。读到这种小说语言，我不由得想到王国维论艺术风格的话：“宜淡不宜浓，但必须是浓后之淡；宜拙不宜巧，但必须是大巧之拙”。这当然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趣味，不能定于一尊，但《繁花》的语言充分体现了王国维的这种审美理想。作者把中国古诗词曲的意蕴，海明威的有力的电报式短句，与上海市民的日常口语熔于一炉，亦俗亦雅，大俗大雅，真是蔚为大观，别开生面。小说中写了好多次饭局，靠简洁直白的对话撑起，白描地表现说话者的身份、个性、状态，又像评弹对白、相声、脱口秀一样可以直接提供审美享受，叹为观止。读者可以与《红楼梦》中的那些饭局描写对照来看，我认为是可与之媲美。

这四部小说的其他方面也在一般水准之上，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又有这样的突出成就，怎么不是一流，怎么不可传世？

以我界内人的观感，上海小说创作的井喷现象不是偶然的，是厚积薄发，但不仅是厚积薄发。也不仅是沪军突起，“沪军”是个地域性的概念，对上海的创作界、出版界、新闻界来说，不是个能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这是海派文化成熟的一个标志，而海派文化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化。这四部小说有个共同点，作者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年纪，之前创作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有的享有盛誉，但这部作品都是他们自己耗时最长、用力最大的作品，成就也都超过了他们以往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大器晚成之作。为什么有这样的相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写作的功利动机都淡化了，写这部作品完全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圆自己的文学梦，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情怀、追求凝固到文字中，“死而不亡者寿”，使自己的生命永恒。因此，这些作品是熬出来的，炼出来的，也是玩出来的。愤怒出诗人，逍遥也出诗人，文章憎命达，文章也亲达者。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可能到了苦即是甘、甘不异苦的境界，一流的传世之作才水到渠成。因此，认识到这传世之作的意义与价值，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