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生活应该由年轻人来写

莫言

据《光明日报》消息，6月30日，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22岁的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坐在了一起。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跨越大洋的文学对话”活动上，两位作家共叙文学与写作，畅谈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性。

中国作家莫言，扎根于中国大地，一直把写作目光对准中国乡村。现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兰多夫·桑顿，14岁时曾到北京游学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

莫言看完了桑顿的《美丽的国家》这本书并评价道，“他用少年的眼睛看到中国的现象，拥挤的交通、遍地的尘土、空中的雾霾等等令他感到不舒服的地方，让他感受最深的不是物质环境，而是周围的人，包括热爱网球的少年和专制的教练。”

一直以来，莫言的作品被有些人批评为迎合西方人想象的揭丑之作，特别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批评声更大。对这个问题，莫言很无奈也很坦然：“那个时候，无论是作为写小说的我，还是作为当导演的张艺谋，我们都没有出过国门。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欢中国的什么。而且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的小说将来要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去看，更没有想象到我的小说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去看，我写作时就是用我自己的内心来写作，同时我也要为历史上的祖先们来写作，这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初衷。”

不管东西方有多少不同，但美国青年桑顿笔下“老桑顿教育儿子要具备的勇气、责任感、同理心”，东西方皆同。莫言说，一个人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是同理心，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怎样正确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都是人生的必修课。莫言说：“很多批评是一厢情愿，西方人在揣测我们，我们也在揣测人家。其实从人性的层面上来考察，大家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能打动他们？为什么西方的文艺作品翻成中文能感动我们？是因为人性有很多最基本的层面是一致的。这也是文学交流与一般交流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因为文学的着眼点是在写人。作家在写作时也要怀抱着同理心去写。”对于这一点，桑顿深表认同。

莫言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家几十年前就经历过的一样，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作家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在中国这个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我们现在正在搞城镇化，最近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地用城市的扩展在侵吞乡村的土地，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对这样一种现状自然感到非常困惑。我的很多小说里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特别强调了、表现了、描述了目前的发展和保守之间的矛盾”。

在被问到中国文学未来的走向时，莫言表示，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作者。“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城市和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城里的年轻人和乡下的年轻人之间正在进行角色的变换，这样一种现实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讲要把握起来难度很大，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来写。我也认为写当下的生活应该由年轻人来写，尤其是写到城市里的生活，写到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更需要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来写，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我还是写写我的乡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