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人生的“第一秩序”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左）、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右）与杨绛先生合影

钱钟书称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1962年，杨绛已开始翻译《堂吉柯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乐融融

的一家人。

夫妻二人相互理发，杨绛用电推子，钱钟书会用剪刀。

选对专业嫁对郎

杨绛是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其实这远远不足以概括她。杨绛一路走来读书、操持家庭是她的主业。杨绛最出彩儿的是她的决断力。著名学者钱穆曾出席过钱钟书和杨绛的婚礼，并曾和杨绛一路北上北京。他曾当面夸赞杨绛是个有决断的人。

在教会小学读书时，杨绛就曾为救一个掉进泥坑里的小伙伴而顶撞老师嬷嬷。在东南大学图书馆翻书翻到了希腊悲剧，从此决定专攻文学，一心要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学文学。在清华，她碰到了钱钟书并成了钱钟书夫人。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1942年，困守上海的杨绛在戏剧家陈麟瑞、李健吾的建议下接连写了四个悲、喜剧，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以至于那时人们只知杨绛，当日后钱钟书写出《围城》后，人们介绍作者时就得说他是杨绛的丈夫。

以杨绛的学识、才华而能恪守家庭琐务，这本身就是奇迹。更神奇的是钱钟书先生也是不断发现杨绛的才华的。钱钟书本来就对妻子赞不绝口，被人称为“誉妻癖”。20世纪70年代末，杨绛写作《干校六记》时，钱钟书并不看好，但等看了几章后立即为杨绛写了一篇小引。待到杨绛写出《洗澡》后，钱钟书道：“你能写小说，您能无中生有。”

生平最大的官是校长

杨绛80岁时，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家夏衍让女儿送来亲笔贺诗“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其实，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得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东四头条大杂院宿舍里，她与各家的小孩都小有来往。哪个孩子家里生活较紧，每顿能吃两碗白米饭，没有下饭菜；哪家七岁孩子能给全家焖饭，她都知道。在乡下劳动，房东家昵称她“俺大姑”，杨绛得意地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对贫寒学子的关心，更是一直牵动着杨绛的心。新世纪初，杨绛在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说：“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是钟书、我和我们的女儿钱瑗共同的意愿。1995年钟书病重时，我和钱瑗在钟书的病榻前三人商量好，将来我们有了钱，要捐助一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

许多清华学子都以获得“好读书”奖学金为荣。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给杨绛写信的机会。杨先生每年都收到获奖学生手写的来信。有个获奖女生用 表示开心，她希望杨先生常常 。看得杨先生都乐了。

编辑手记

戴着口罩采访《我们仨》

赵李红

晚报“名家”版今天和读者见面了。本月17日是杨绛102岁寿辰纪念日，权以杨绛的故事做开篇做贺岁。

近来，微信朋友圈热衷分享“杨绛百岁感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位朋友就酷爱《围城》，我一直想“结识”钱钟书、杨绛。没想到，十年前，我却以一个特别方式“走进”这个家庭——

200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读者惦记》成为最早报道杨绛新书的媒体。6月中旬，正值非典严重时期，我接到三联书店发行部负责人的电话，说杨绛先生怀着失去丈夫、女儿的悲痛写作的新书《我们仨》下个月出版，希望我去书店采访本书责编冬晓（三联原总编辑）。大街上冷冷清清，昔日人头攒动的三联书店此时没有一个顾客，责编不落忍非常时期把我叫来。我说：“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钱钟书，《围城》每出一版我都买了送朋友，我对他们夫妇非常崇敬。所以，不管怎样我得来。”

戴着口罩采访的经历是我记者生涯里难忘的一景。当时书还在印制中，责任编辑冬晓哽咽着介绍《我们仨》的出版经过——

1994年夏季、1995年冬季，钱钟书和女儿相继住院。杨先生就不断地在两所医院奔波。1996年，杨先生有了撰写《我们仨》的想法。同年10月，女儿钱瑗因患脊椎癌预感来日无多，想利用她躺在床上的时间，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来。她跟妈妈商量，让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她艰难地写下五篇，直到最后已不能进食还在写。1997年2月26日，杨先生在给女儿的字条中让她好好保养，勿劳神。而钱瑗却在6天后去世了。

1998年冬天，遭受失去爱女打击的杨先生又痛失丈夫。她毅然担当起为钱先生整理《钱钟书集》的出版和《宋诗选注》、《钱钟书笔记》的整理出版的繁重工作。时至2002年，杨先生才开始着手写作《我们仨》。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杨先生仅用三四个月时间，于2003年4月便完成了著作。

香港的陆智昌担任《我们仨》的装帧设计。他曾为《钱钟书集》、《陈寅恪集》做设计。记者请他谈谈他的设计理念。他说装帧这本书的时候，他眼前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一个安详的老人，在三里河洒满了春日明媚阳光的窗边，徐徐写下一份至情的回忆……他生怕打扰这永恒静谧的一刻，于是所能做的是更“节制”。

杨绛如今还在只争朝夕地治学著书，当有人问她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她说，阿瑗是我平生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