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商业化?

昨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在银星皇冠酒店举行，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英国导演汤姆·霍伯，本届手机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张元出席，主持人是艺术策展人费大为。

■ 汤姆·霍伯、张元对话上海电影节主席论坛

英国导演汤姆·霍伯和中国导演张元早报记者 兰卉 图

《国王的演讲》剧照。导演霍伯透露，好莱坞的制片厂并不看好《国王的演讲》，但作为导演，最重要的是要说服投资人相信自己要拍的电影能够打动所有人，而不是反过来过多地被投资人影响和掌控。

2005年，霍伯拍摄了《伊丽莎白一世》。他说主演海伦·米伦让他改变了“掌控一切”的创作习惯。

昨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在银星皇冠酒店举行，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英国导演汤姆·霍伯，本届手机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张元出席，主持人是艺术策展人费大为。原本论坛的主题是“影像的边界与力量”，试图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趋势做出探讨，然而却意外成了一场对于今日中国电影创作风向的拨乱反正。

此前在记者会上，霍伯曾被中国媒体问及诸如“你怎么看待你的作品在中国的票房并不好”这样的问题；而在这些日子里，他也和一些中国的年轻导演有了不少接触。在主席论坛上，这位40岁的英国人直抒胸臆：“在中国这些天里，我有了这样的印象，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希望自己能够拍大片，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其中票房的压力比创作好的艺术作品的压力更大。在我看来，中国应该保护和注重电影在艺术上的成长。”

似乎很久以来存在着这样的偏见：好莱坞重商业、善谋划，有一整套娴熟的流水线，但是，“当我们在论坛开始前，在霍伯的房间里为论坛进行准备、一起讨论的时候，霍伯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商业化呢？’这使得我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张元说。这样的平静，或许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好好地谈谈电影的本质了。

电影首先是艺术

“中国有非常快速的票房前景、银幕也在不断增加，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把电影作为艺术形式来尊重。”霍伯说。生长于英国，霍伯介绍了英国人对于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看法，“虽然拍电影你没有办法完全忽略商业因素，但是在英国，人们是看不起电影的商业性传统的，电影的艺术性更被看重。”

霍伯本人的第三部长片、最终为其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影片《国王的演讲》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制片厂都拒绝了这部片子，“人们一直在对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很多好莱坞明星也拒绝出演影片中的角色，但后来这部用1400万美元拍摄的影片取得了4.2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如果当时我一直在想商业上会不会成功，那我可能会放弃这个项目。但是，最终我遵循了自己的直觉、听从了自己的内心。”霍伯说，“整个过程会让你感到困难，因为投资人和市场就是在想怎么能赚钱，而不是关注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讲这样的故事。可作为一个导演，你是在通过拍摄影片去寻找到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信任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热情，因为观众最终也是会通过电影找到你的真实感受。”不过另一方面，在霍伯看来，《国王的演讲》仍然是一个有着商业价值的作品，因为影片讲述的主题是全世界共通、足以打动所有人的主题：一个没有信心和别人沟通的人如何走出自己的困境。作为导演，最重要的是要说服投资人也相信这一点，而不是反过来过多地被投资人影响和掌控。“我给中国的导演的建议就是，要坚持你的梦想，遵循你的内心，不要被投资人过多地影响，要把自己的热情告诉大家。”霍伯说。

电影首先是艺术的，但是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中取得平衡？霍伯能想到的最佳答案来自他曾经为HBO拍摄迷你剧集和电影的经历。2005年，他为美国HBO电视台拍摄了电影《伊丽莎白一世》，由海伦·米伦担纲主演；2006年，则导演了《郎福镇》；2008年，又拍摄了迷你剧《约翰·亚当斯》。霍伯和HBO的合作极其愉快：“因为HBO想要为观众提供最好品质的作品，他们相信观众是最好的，是有接受能力的。有票房不意味着就不能打动人心，两者是刻意互相结合的。如果能够突破一些思维上的束缚，就让两者可以结合起来而不是分割开来。”

做导演要勇于冒险

在《国王的演讲》之后，霍伯没有选择再拍一个类似电影，而是希望趁着“拍什么片子大家都会支持我”的机会去拍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他选择了将音乐剧《悲惨世界》搬上大银幕。“我拍过《约翰·亚当斯》，了解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有很深刻的联系，所以一直想拍法国革命。”霍伯说，“我要运用成功的机会来冒险。”作为一个导演，在拍了几部电影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属于自己的拍片模式，而霍伯并不想被习惯所束缚，如果说音乐剧已经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那霍伯选择现场演唱的方式进行拍摄则无疑是一种冒险——音乐是现场的、演唱也是现场的，“这种全新的方式让所有演员都觉得充满活力，而我可以有机会去更新自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霍伯坦言，自己的拍摄方式也随着经验的增长越来越趋于开放。在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每一个情节、取景都是霍伯亲自设计的，这也成为他的创作习惯，“直到我碰到海伦·米伦，我本来设计的场景是让她坐在椅子上，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但她不想站到窗边，虽然我花了半个小时铺设了轨道，但她觉得这样的处理并不是很合适。”

霍伯说，好的演员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知道怎么走位，导演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人的意见。这样的开放性给他以后的作品带来了不少的亮点。比如，在《国王的演讲》中，杰弗里·拉什的镜头本来设计了很多的近景，但是后来霍伯发现，拉什的身体语言十分优美丰富，于是镜头从近景拉到中景再到远景，他甚至要科林·弗斯对拉什的表演做出自己的回应，结果是“演员的表现也变得更加细腻”。事实上，这样开放式的表演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反商业的。如今，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电影的后期制作上，霍伯爆料称奥斯卡影后格温妮丝·帕特洛曾向他这样描述她在《钢铁侠》中的表演经历，“他们会在拍摄前给她看一段虚拟的片段，包括现场的场景，也可以看到演员应该怎么表演，一切完全都安排好了。”

在这一点上，张元也有共同的经历。他的作品《看上去很美》的主要演员是五六岁的小孩，给孩子设计规定性的动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刚想拍，他们要撒尿了”；但另一方面，他也享受和这些孩子、和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因为很多时候，即兴表演会成为影片最大的亮点。这种表演和拍摄方式在张元看来也让电影更接近它的本质：“电影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常常会忘记最初的时候电影就是从记录开始的。记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等待，等待那些有意无意的动作的同时也在记录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味道。但是因为太过商业化，我们往往就把这种电影的记录本质忘掉了。”

今年50岁的张元在25岁时和几个同学一起花14天拍出了成名作《妈妈》，1990年代他拍了《北京杂种》。从1990年代到现在则有很多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是始终不变的？张元说：“我从小是学习绘画出身的，大学的时候学电影摄影，现在是导演。现在，很多时候，导演是一个工作，甚至是一种营生。但当每个人都在喊我导演的时候，我仍然梦想我是一个艺术家，是和艺术对话的作者，去试图找到一种更有趣的形式去讲我们想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