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人口学家邬沧萍接受专访：“最怀念广州的吃”

91岁高龄的邬沧萍。

作为我国人口学、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今年91岁高龄的邬沧萍仍然讲课、带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他生长在抗日战火中的广州，出国留学后回到祖国贡献力量。如今在北京居住已逾60年，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广州的吃。

文/图 记者 谢绮珊 实习生 魏鑫

91高龄的邬老现在每天平均工作8个小时，专访当天下午，他还要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声音洪亮。

如今子女都在美国成家立业，不过他宁当“空巢老人”，他说：“我要是去美国，大概就是住养老院，在这边还能做点事。我想看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潜能有多大。”形容这样一位忙碌的老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学生时，

跟随广雅中学跑广东

广州日报：离乡几十年，您还记得年少时在广州的生活吗？

邬沧萍：我在广州出生长大，直到1938年广州沦陷。大学最后一年也是在广州读的。我的一生比较幸运，我现在91岁，这91年中，只有两年在香港当公务员，其他时间都在读书。

我中学考了省一中，即现在的广雅中学，学校里也有很多进步教师。广雅中学一向以严著称，一个年级6班，三百人，我们住校。当时晚上7点到9点是自习时间，每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半，要求用毛笔写日记。半个小时，要写一页。广雅中学面积很大，也很漂亮，还有游泳池。中学毕业时，每个人都要游50米。

当时还有一些进步刊物，包括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很多学生都读。这些书在当时属于半禁书，因为蒋介石要先安内再攘外。当时还很倡导传统文化，我们要学《孝经》。所以，当时是各种思想交织的时代，但爱国主义占主导。我记得，我读初一的时候广雅中学曾经全校罢课，要宣传抗日。

但是日军后来开始侵犯华南，从大亚湾登陆以后，广雅中学就搬到顺德了，我也跟着去。我们当时在广雅唱的歌都是抗日救亡歌曲，很多人后来就直接参加革命去了。到后来日军深入广东，高一下学期，我随家人迁到香港。1941年我考入在香港的岭南大学，一年之后由于日军侵占香港，我又随学校跑到广东韶关等地。这个过程很艰苦，都是临时校舍，泥巴盖的窝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岭南大学搬到广州，所以我最后毕业一年回到广州。

广州日报：广州的生活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邬沧萍：我在广州的时间只有十六七年，但正是在广州，我得到了成长，形成了进步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我后来能够选择回国，跟我曾经在广州念书，受到广州的革命气氛影响，从小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留学后，“回国不需要理由”

广州日报：大学毕业后您的选择是什么？

邬沧萍：我在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业问题。抗战八年，基本上就没什么经济，还有点通货膨胀。而且大的资本家都是官僚主义，找事做很难。但是因为当时聚集了很多青年，国民政府要网罗人才，就举行考试，所以我毕业以后就报名考了三个试，包括海关、出国留学和公务员考试。我没有后台，父母早亡，我就靠考试。当时海关有八年没招人了，以前这被认为是所有年轻人最好的就业机会，叫“金饭碗”。考试很严格，全用英文，考海关比考清华难得多。我在广州考了第一，之后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就职。

广州日报：后来为何放弃高薪的工作出国留学？

邬沧萍：当时岭南大学好多人都出国留学，我虽然高薪，但是也想出去深造。后来去了纽约大学念MBA，之后还念博士，又在哥伦比亚念了统计学的第二学位。回国后我二十年一直搞统计。

广州日报：对于回国的选择，是否有过犹豫？

邬沧萍：1950年，党中央号召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早就做好回国的准备，中国人回国还需要什么理由？我爱人在哥大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我们留在美国没问题。而且我的儿子在美国出生，我们可以拿绿卡。

我估计，当时在美国应该有2000名中国留学生，真正回来的十分之一都到不了。钱学森、邓稼先等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也回国了，因为国家需要建设人才。很多院士就是原来这批人，都是有成就的。

谈人口：计划生育可以放松但不能撒开

老龄化：年轻老人也可以帮助高龄老人

广州日报：在知天命之年，您改行钻研人口学，有什么特殊原因？

邬沧萍：我将近50岁的时候才专门搞人口学。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家需要。1953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人口已经超过6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代人生的孩子都太多，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的机遇。

广州日报：所以当时提出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

邬沧萍：那时候再也不能耽误了，1979年，我和刘铮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理论文章，随后又起草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并递交到国务院。报告指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杜绝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一年后，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是应该搞的，但严格控制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得已。

广州日报：现在有人提出“单独”的人口政策，您怎么看？

邬沧萍：“单独”我是认同的，我起草的时候本来就不反对生两个，严格一代人，慢慢地回复到正常。人口问题很复杂，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从现在看来，不坚持搞人口控制，中国就没有今天。现在就业多难啊，要是不控制人口，就不会是近700万大学生了，1700万都不止。计划生育政策放松是可以的，但撒开就不行。现在很多人谈到“人口红利拐点”，这是误区，中国的劳动力绝对是够的，只是不对口，没有被充分利用。

广州日报：您认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怎么走？

邬沧萍：我们还是要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生两个也算是低生育水平，不能再高了，然后想办法积极应对老龄化，解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诸多问题。

广州日报：上世纪80年代初您最早提到“未富先老”问题，我们如何应对当前的老龄化问题？

邬沧萍：应对老龄化其实比应对人口问题要简单得多，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腾出很多人从事科学研究、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业；第二靠社会和谐，把蛋糕分好，老人也能吃到；第三，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按照联合国的说法，像我这种九十多岁的才算高龄老人，75岁到90岁算中年老人，60岁到75岁是年轻老人。年轻老人也能够帮助高龄老人，没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