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打小贩，小贩打城管

朱仲南

在美丽的广州，有些地段的小贩特别多，特别脏、乱、差，这是我从小成长在这个城市的深刻体会。所以，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江浙出老板，广东出小贩。我那时很反感这句话，当然，目前也并不完全同意。但有一条，广州某些区域，某些地段小贩之多，素质之低是出了名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人虽然分配在教改组，即教务处，但人却在学校办的小工厂工作，我那时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我要研制最好的粉笔，去占领教学市场。为什么有这种“理想”呢？其实很简单，是我和不少同学在上课的时候，一听见老师用粉笔在玻璃黑板或木制黑板上板书的时候，经常发出刺耳的，难听的声音，女同学就捂住耳朵，男同学就皱着眉头，很讨厌那种声音。另外，还发现老师经常在板书的时候写断粉笔，显然，这是质量很差的粉笔。后来我留校工作时，常常拿粉笔做这种试验，发现问题出现在粉笔上。因为，上海的产品就不会出这类问题，而我们当地产出的就会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下决心单枪匹马去上海取经，去学习制造粉笔的技术。到了上海，我想起要买几包香烟，那时我在淮海路、外滩一带瞎逛，看能不能发现有卖“外烟”的，所谓外烟，即进口香烟了。走了半天，竟没有发现有卖外烟的。不像在广州，随时有人在路边铺开一张旧报纸，贼头贼脑张望一下，然后就从腹部、腰背后、裤袋里掏出若干包外烟，显得很不雅致，很不卫生。因为他们怕被抓，就采用“贴身”服务了。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在淮海路、外滩一带，时常有卖外烟的，他们一般穿戴斯文，手里拿着画家写生一样的木制写生箱子，里头翻开写生纸，下面放的都是外烟。这样，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掩护。我一听，兴奋了，这种像特务接头一样的买卖关系，真刺激。于是，我就在淮海路一带逛了。不久真的发现有斯文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写生箱子的。我就凑过去，低声问：老师傅，有外烟吗？老师傅一听，问：侬广州来的呀？我说：是的，广州出差到这里，烟抽完了，要买烟。老师傅说：你跟着我，像不认识似的，我找个地方卖给你。我跟着老师傅走了一段路，转入一小弄堂，他打开了“写生箱”，我一看，嗬，有多种外烟，有555，有万宝路，有良友。我一兴奋，匆匆忙忙买了几包就想走了。老师傅说：我看你就像个好人，所以陌生人也卖了。小伙子，我告诉你，我也是广州人，父亲很久前到了上海就在这生活了。上海有好多广东人哪。我一边点头称是，一边离开那地方了。

这事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即使是小贩，流动贩，上海的也是斯斯文文的，广州的则穿着俗气，鬼鬼祟祟。我也顺带看上海一带的自行车修理铺，也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待修的车，在修的车从来不出来占用行人通道的。不像我们，全部摆出行人道，让行人绕道，他们“霸道经营。”这些印象，十分深刻，久久难忘。鬼鬼祟祟，和霸气经营的同出一个地方。

当然了，那次我虽然进行了“烟搭桥，”但由于各种你知我知的复杂原因，技术没学到，倒是交了几个朋友。但关于小贩的印象，有了对比。我后来走南闯北，包括到北京读书，在天津吃“狗不理”，在东北看“二人转”，都不忘观察别的城市的小贩，发现乱丢，乱扔，乱摆卖，占道经营最狂野的，就是广州。这就是广州既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文化，有新潮城市理念，也有草寇式的山寨理念，给城市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所以，在目前利益重新分配，不断调整的阶段，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深深的湖水也泛起波浪，引发了岸边一排排浊浪涛天。城市管理，是一个极大的课题！为此，城管打小贩，小贩打城管是一种必然的冲突，因为我们从来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探讨、防备。这是一个新兴城市，一个在管理上不严谨的城市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望引起警惕，要善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变好。因为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表面是城管打小贩，小贩打城管，其中深刻的原因不说你也明白，那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