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语言感兴趣，而不是故事”

　　法国作家菲利普·迪昂。　　本版左上角图为电影《三十七度二》（又名《巴黎野玫瑰》）海报，上有女主角碧翠斯·黛尔的倩影。　　此图摄于上海2666图书馆，由法国驻沪领事馆提供。

早报记者 石剑峰

1986年的法国电影《巴黎野玫瑰》（法文名《三十七度二》）是电影史上最知名的情色电影之一，开篇长达5分钟的床上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也是由于这部电影的成功，《巴黎野玫瑰》的原著小说《三十七度二》从1985年出版畅销至今，其中文版也于多年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周，小说《三十七度二》的作者菲利普·迪昂（Philippe Djian）受“中法文化之春”邀请来到上海，参加外滩美术馆的展览“从手势到语言”系列活动，与上海作家孙甘露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对话。在上海期间，法国作家菲利普·迪昂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关于这部让他小说畅销的电影，他直言不喜欢，认为电影和小说完全是两回事。

《巴黎野玫瑰》因片中的情色场面出名，当时才22岁的碧翠斯·黛尔也因在这部电影中的大胆表演而出名。菲利普·迪昂不喜欢这部电影的改编，“因为小说跟电影完全不同。”在原著小说里，迪昂借用了东方的“阴阳”思想，来表现人性中任何一面过于极端后造成的可怕后果，他认为在电影里，这个故事被简单化为一个爱情悲剧。

1949年出生的菲利普·迪昂出道很早，1970年代末就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之路一帆风顺。“某种意义上，在写作道路上，我是非常顺利的。”迪昂说，“成为作家的经历，还是挺神奇的，最早的时候，我通过邮局给巴黎的一家出版社寄了短篇小说集的书稿，出版社马上就联系了我，让我去巴黎，要马上出版我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愿去巴黎，不愿需要跟你握手才能出版我的书。’结果，我和出版社还没有见面就出了三本书。出版社一开始还怀疑，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菲利普·迪昂’的作家，是一个巴黎名作家的化名。”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迪昂在16岁时曾在伽利玛出版社打过工，“多少年后，我的书居然在那里出版了。”

尽管写作三十多年，但只要迪昂在公共场合，大家更愿意谈论的还是《三十七度二》和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实在太出名了。在上海的每一个公开活动，嘉宾和观众谈论的还是这部电影，迪昂能做的也只有一遍遍解释——电影和小说完全不同，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一位对语言有追求的作家，而不是讲故事的人。

文学跟电影，就像水和油

改编意味着一张支票

东方早报：首先想向你证实，1985年出版的小说《三十七度二》里两个人物——佐格和贝蒂是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一个人的阳性和阴性？

迪昂：完全正确，我在写的时候就是把一个人物写成两面。但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文学是符号与字母的创作式样，而电影是关于图像的，很多人愿意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较，但我觉得比较奇怪，就像把水跟油放在一起，就算倒在一个容器里也不能完全融合。电影开头讲的是一对恋人，但小说里是一个人的两面：表现男性化一面的是拿着笔记本写作的作家，他不愿意把他的作品公开；另外一面则是女性化的一面，她觉得不能把作品埋没而是要给别人看。这就是小说和电影的区别。女性的一面所要表现的是，要向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男性的一面则恰恰相反。这是一阴一阳的区别。这也证明，文学有电影做不到的地方。

东方早报：如果是这样，你肯定不喜欢《巴黎野玫瑰》这部电影，是吗？

迪昂：是这样。因为小说跟电影完全不同。但就算如此，我在看完电影之后也没有去说导演太多坏话。很多作家会说，导演背叛了原作，但我觉得电影的成功是属于导演。我觉得没有必要分享电影导演的成功。在电影出来之后，我和家人就去美国生活了两年，所以电影在全世界的轰动跟我没有关系。电影在当时的成功是难以置信的，导演起用了新人女演员碧翠斯·黛尔，虽然她现在很有名，但在当时完全默默无闻。伊莎贝拉·阿佳妮当时很想出演贝蒂这个角色，但导演让·雅克·贝奈克斯决定起用新人。碧翠斯实在太美了，所以更难向观众解释，其实“她”是一个人的另一面，阴性的一面。

东方早报：你是否知道《三十七度二》的电影版中文名字叫“巴黎野玫瑰”？

迪昂：我现在才知道在中文里是这么翻译这个名字的。在法国版的电影中，开篇就是5分钟的性爱镜头，当时播放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惊呆了，因为在普通影院里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色情镜头。碧翠斯·黛尔在拍这些镜头的时候，她的老公也在现场，他也受不了，不停地喊“STOP”！碧翠斯·黛尔也没有对外透露过，开篇的那段性爱镜头是不是干真活，这成了一个秘密。

东方早报：你的多部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除了《三十七度二》还有安德列·泰西内改编的《不可原谅》等。所以你尽管不喜欢那些被改编的电影，但你个人对电影本身是不排斥的？

迪昂：我一点都不排斥电影。电影改编对我意味着什么？就是一张支票。在法国，光靠写书生活是挺艰难的。通过电影改编，我能获得收入，某种意义上我就能获得自由，不用为了生活去做其他事情。比如在法国，很多写作者同时写评论，但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你不能同时既是写作者，又是批评者。很多作家主要为自己的出版社写褒奖的评论文章，这是非常法国式的，我感到羞耻。在英语国家，作家不会把这两种身份掺和在一起。

“垮掉的一代”的继承者

东方早报:有一个关于书名的传说想向你求证一下。书名“三十七度二”被认为是女性怀孕时的体温，评论家根据这个象征做了很多解释。事实是这样吗？

迪昂：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误解，跟女性怀孕没有关系。其实小说法文名字叫“三十七度二，早晨”，我的意思是，随着小说文本的推进，故事的温度越来越高。

东方早报：谈到《三十七度二》时，你提到了阴阳，你也了解一些东方的老庄哲学。我怀疑，你是否在年轻的时候，通过阅读“垮掉的一代”了解东方哲学思想？

迪昂：就是如此。“垮掉的一代”作家一直谈论东方哲学思想，比如艾伦·金斯堡，他们还使用致幻剂，整个人非常迷狂。他们把这些东西带给了年轻人，让我们认识到物质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要追求美式生活方式相反的一面。他们这些“垮掉的一代”作家也成为我们这代作家的精神领袖，是他们让我们了解东方哲学和生活艺术。比如在《三十七度二》结尾，佐格把贝蒂杀了，然后他在写作上却成功了。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走得太远，就会失败。在小说里，表现女性一面的人物贝蒂走得太远了，太阴了，人要阴阳调和。

东方早报：《三十七度二》被认为是一部带有“垮掉的一代”色彩的小说，你本人也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最后一人，但你是法国人，你怎么看这些标签？

迪昂：我不介意这些标签。我只是经常跟他们说，“垮掉的一代”这些作家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说我是他们的继承者可能更加合适。这些作家教会我的不只是思想和哲学，更重要的是语言。比如对音乐，你能感觉到一部分声音，是一种波和频率，还有一部分声音你是听不到的，但那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对于小说，表面上是故事，其实是故事底下的语言和风格。

东方早报：所以在你看来，语言比故事更重要？

迪昂：我是一个对语言感兴趣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我对故事不感兴趣。一个法国作家说过——要看故事就去看报纸吧，那里都是故事。作家首先感兴趣的是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不是因为有一个灵感再去写，我就是写一个句子，再写一个句子，然后觉得放在一起很好，就继续写。莎士比亚写尽了所有的故事，现在人所做的就是变个方式写那些故事，电影里总是在演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相爱然后憎恨，唯一变化的是摄像机的角度，而看的角度就是语言。

在法国只有若干作家对语言感兴趣，大部分法国作家还是对故事最感兴趣，讲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故事。我在法国做客电视节目时，我就说，别跟我谈故事，跟我谈语言，我不想在这里谈我书里的故事。比如《三十七度二》里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一个爱情。所以做节目的时候，其他人都挺尴尬的。小津安二郎（日本导演）的镜头永远是从地板往上的，当你的角度变了的时候，世界也就变了。找到合适的角度，也就找出了如何看待世界的视角。但在电视节目里，大家总是讨论我的故事，从不讨论我的语言和风格。

东方早报：那对你来说什么是风格？

迪昂：风格就是我们都无法言说的东西。风格是一种工具，以它去理解这世界，去跟人交流。就像这笔尖，如果够锋利我能在桌面上挖得更深，否则只能是在桌面上划。

东方早报：“垮掉的一代”是你的写作导师，这是否意味着，你这样一个法国作家反而受到更多美国文学的影响？

迪昂：我对文学感兴趣，是因为读了那些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的文学作品。我感兴趣的美国作家，他们在作家身份之外有其他职业。作为一名作家要对人和日常生活感兴趣，而不只是对书感兴趣。所以这些美国作家不只是作家，还是人生向导，他们在书中讲授哲学和旅行。当时我还只有20多岁，这些作家给了我看待人生和作家的方式。

东方早报：《三十七度二》是一部非常青春的小说，可能只有在你年轻时候才能写出来，你同意吗？

迪昂：我一直都年轻。但写这样一部小说确实跟年龄有关，现在还有年轻人来找我，说这部小说和电影能打动他们。经常有人问我，为何不再接着写《三十七度二》的故事，可是我都60多岁了，还写20多岁年轻人的故事不太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是更加焦虑，而是更加睿智，可以洞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