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盛中国”寻找中国崛起的根源

近日，卢汉超应邀到沪讲学，早报记者就“唱盛中国”这一值得关注的学术和文化现象对他进行了专访。

美国华人历史学家卢汉超谈西方学术界的新趋向

卢汉超，早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求学、工作，后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主要著作有《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获美国城市史学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是该学会第一次将此大奖颁发给华人学者）、《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获美国第三世界研究学会西赛· 柯雷最佳著作奖）、《一个共和国的诞生》（获中国旅美历史学会最佳学术荣誉奖）等。

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似乎就是一部丧权辱国和先知先觉者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历史，而无论是中国大陆史学界还是港澳台或者西方的历史学界，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大都是在追问，为什么一个古来强盛的儒家帝国到了近代却迅速地落伍于世界，在这些研究成果里，“中国落后论”、“中国闭关锁国论”、“中国读书人轻视科技”等常见的历史判断比比皆是。

可是根据美国华人历史学家卢汉超的观察，在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为“中国落后论”翻案的潮流，这种被卢汉超教授称为“唱盛中国”的学术潮流，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传统的“中国落后论”，引起了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

近日，卢汉超应邀到沪讲学，早报记者就“唱盛中国”这一值得关注的学术和文化现象对他进行了专访。

“‘唱盛中国’流派旨在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东方早报：所谓“唱盛中国”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在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界会出现这样一种学术潮流？

卢汉超：“唱盛中国”是我提出的一种说法。这是借了比较常用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意在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研究的一种新潮流，也即学者们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传统的“中国落后论”。这种潮流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和崛起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不过我所介绍分析的中国学著作，除了其中几部通俗读物外，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发表的，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中，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 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唱盛中国”是反西方中心论和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考察这一学术取向的一部分。

另外应该指出，所谓“唱盛中国”不是说西方学者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边，从历史的角度为中国唱赞歌。为“中国落后论”翻案并非一定意味着“同情”中国，因为这些研究在说明中国从来就是“开放”和“强大”的同时，也试图证明中国并非总是“落后挨打”的弱者。

举一个例子，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的《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一书就观点鲜明地强调清朝的帝国性质。濮德培把康熙时代清政府的平定准噶尔等与帝俄抗争的军事行动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如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相提并论，认为清政府不仅用军事强征以扩张，同时还使用贸易政策、经济发展、行政措施等多种手段，成功地将新疆、西藏、内蒙古纳入版图。但濮德培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国内有关康熙西征是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说法，在“唱盛”中国的同时，也有为“中国威胁论”背书之嫌。

东方早报：“近代中国丧权辱国就是因为长期的封闭与落后”，这似乎成了一个“常识”说法，但根据你的介绍，西方史学界（比如你引用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艾尔曼教授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卢汉超：西方史学界并没有要完全否认“中国落后论”，只是将中国落后的时限大大推迟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国在明代永乐以后（也就是15世纪中期起）就开始落后于西方了，而“唱盛中国”流派则将此推迟了至少300年，即认为一直到18世纪末，中国和西欧在许多方面还不相上下。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到了19世纪末，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仍不可小觑。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力量明显优于日本。清朝海军有65艘战舰，在世界上排名第八，日本仅其半数，只有32艘，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一。中国的海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在装甲、火炮、吨位等质量上也优于日本，因此当时西方绝大部分观察家都看好中国。就甲午战争而言，中国的失败主要败于内部的不合作、组织不善和官员腐败，军事和技术力量的不足尚是其次的。

近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

东方早报：中国传统读书人重人文，轻视科学尤其是技术，也成为很多中西学者在比较东西两种文明时常用的说法。不过，根据你的介绍，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对科技有浓厚的兴趣？

卢汉超：在这个领域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艾尔曼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我们低估了儒家学者对科学的兴趣，尤其是清代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18世纪时由于耶稣会士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数学和天文学加以重视。这对制定历法有很大的关系。而在这一点上人们低估了戴震、钱大昕等真正懂得数学的学者的贡献和他们带来的变化。在这以前一个世纪的欧洲，人们对数学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伽利略等学者向人们显示数学的重要性，欧洲人才开始普遍学习数学。如果我们看一看18世纪，从梅文鼎开始，数学家的地位就不断上升，康熙皇帝就对梅文鼎极为欣赏。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和戴震从未考取进士，但他们在数学上成绩卓著，清朝皇帝破格授予“畴人进士”的称号。数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上升，虽然从未达到许多人学数学的程度，但社会上总有一些杰出的数学家，这与欧洲的情况相似。当时即使在欧洲，也不是人人学数学，欧洲也就是出了极少数像牛顿和拉普拉斯那样的人物。数学在西方成为大众科学也是后来的事。18世纪中国的情况是，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复兴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在复兴人们对数学的兴趣，使得这些学科更受人尊重。

东方早报：1793年，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访华，因礼仪之争而导致中国错失良机，甚至强化闭关锁国倾向，也成为很多人将清廷贴上保守僵化标签的重要根据。那么，“唱盛中国”流派又是如何为清廷的这一历史形象翻案的呢？

卢汉超：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局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满洲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展开外交较量。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第一，满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满洲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满洲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第二，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嘎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其实很有灵活性，只要马嘎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何伟亚认为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角逐来东方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东方早报：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罗威廉（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笔下的陈宏谋（18世纪的中国官僚）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在你看来，18世纪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真的有文明创造上的可比性吗？

卢汉超：这里所讨论的是18世纪的中国封疆大员如陈宏谋这类人物已有一些想法和执政理念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相通。也就是说，近代的人文思想不必是舶来品，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也在慢慢酝酿和思考类似的问题，得出类似的结论。我想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比较18世纪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是希望人们看到近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并非欧洲“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在古老的东方，也有受儒家传统浸润的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在作诸如此类的开明思考。陈宏谋这样的人物从未接触过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但受儒家教育的中国精英人物与这些新式思想却不一定是排斥的，有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引起讨论是健康的标志”

东方早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股“唱盛中国”的学术潮流不但在对外开放方面为传统中国辩护，同时“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西方学界也多有翻案之作，主要是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落后，甚或愚昧，而是有着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进步意识、人文精神和开放机制”，这些翻案的学者主要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论说的呢？

卢汉超：首先可以谈谈妇女史研究。开放社会的一个标志是妇女的地位。无论是学术界或社会上的一般常识，都是认为中国历史上妇女地位低下，受男权统治：家庭婚姻上是三从四德，一生屈从；教育上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少有读书机会；身体上是受绵延千年的缠脚之苦，形同残疾，等等。近年来西方方兴未艾的妇女史研究则强调中国女性的主动性，出了不少专著。这些著作有一种共性，即强调传统的中国妇女并非全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各阶层的妇女中普遍存在着通过嫁妆制度、婚姻法规和习俗以及其他社会惯例等为自己或直系亲属争取权利的现象。上层妇女并非深锁闺阁、脱离社会的群体，而是有学养并以学养得人尊重、有抱负且因抱负关心时事的知识妇女，与20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有很强的传承关系。有学者认为甚至千年的缠足习俗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女性的本身的诉求和欲望，包括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对性意识的自我维护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争取等等。也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有不少贞女是自愿的，其原因包括真挚的感情、对道德情操的追求、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仅仅是男权管制下的受害者或者是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牺牲品这一论调翻案，可以说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妇女观的一种反动。

为“中国落后论”翻案的另一个领域是民间慈善业的研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是中国人缺乏社区精神，除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训风俗外，如有民间的慈善救济，一般也仅局限于大家族或宗族的范围，而非出于对全社会的关怀和义务。如美国汉学家明恩溥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性格》中就曾断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之一是缺乏同情心，并用了整整一章罗列了许多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最近《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主编韩德玲的晚明研究指出一般历史著作都将晚明时期作为朝代衰落的年代来描述，但民间的慈善活动在晚明非常活跃，而且是呈现出从上层士绅到中下层的文人、医生、和尚、道士，不分畛域，“上下交征之”，一起来办善事的局面。事实上，中下层人物往往能通过救荒赈灾，体现对生命的重视，从而跻身地方社会的中心，而原先身处上层而默默无闻者，也通过慈善事业扩大了影响。而且这种慈善活动总是超越宗族界限，成为整个地方社区的公共事业。韩德玲认为在稍有规模的城镇中，常常有民间自愿性的赈灾济困组织，中国人却没有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赏识赞誉。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华人历史学家，你认为西方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兴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有些知识分子认为这是西方学界向政治献媚，是在为崛起的大国背书，你如何评价这一潮流？

卢汉超：我认为绝大部分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上，从选题到材料的收集再到观点的形成，还是以学术为界标。对学术著作作太多的学术之外的解读是不必要的。同时，除了一部分乐于作纯考据研究的学者外，大部分读史和写史者对现实都有一定的关注，有的甚至有使命感。学者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并思考现实问题，这种影响和思考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很自然的事。以“唱盛中国”而言，贯穿这个流派的是两条紧密关联的主线。其一是寻找今日中国兴起的历史根源，其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两者都是受了中国最近30年巨变的影响并思考其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的结果。说中国并不落后也罢，说中国从来就是开放的也罢，都是从根本上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与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思考共产主义运动为何能在中国胜利，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对革命和造反大感兴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学术的生命在于探索和求真。学术界出现新的观点和著述，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并由此引起讨论是健康的标志。至于其中有些修正和翻案的观点是否已经矫枉过正或者有为新而新的倾向，乃至有无哗众取宠、走火入魔等等，就不仅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要靠学者们的继续深入研究、探讨和识别了。

录入编辑：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