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模式下的孝廉关系比较

古有“举孝廉”，今有部分地区将孝敬纳入提拔任用干部的条件中去。近年来，不少地方出台政策规定“不孝不可以当官”，一时众说纷纭。

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李春成

　李春成

古有“举孝廉”，今有部分地区将孝敬纳入提拔任用干部的条件中去。近年来，不少地方出台政策规定“不孝不可以当官”，一时众说纷纭。赞成者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将官员视为“父母官”，反对者称“这是公权对私域的僭越”并抛出种种反例。

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制度和伦理研究者李春成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讲座中指出，表面上看人们讨论的是不孝者能否为官，实质上讨论的是孝与廉的关系，更深层次地看，这是中西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交锋——经验性的综合直观思维对抗逻辑实证主义思维。

孝为首德观念左右中国人思考

李春成认为，中式思维是一种“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比较主观，又侧重于对事物做价值判断，喜欢把事物伦理化。

秉承这种直觉，因此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国家和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构成的。“中国人从小到大都是依靠父母养育的，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足以让民众觉得能够脱离家庭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所以家就像一个民族隐喻，成为中国人的‘象’。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被要求德才兼备，正是家庭本位论的体现。”

而孝是德之根本，也是维系家庭、社会和国家秩序的一个重要文化途径。一方面，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认为人与畜的区别是人伦，人伦的底线就是孝，基于这种主体意向性的伦理学思路，人们自然把孝演绎成了做官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中式思维习惯类比的观念中，家国同构同理，因此人们认为治国与齐家所需的德才也是同质同构的，就像把“君君臣臣”类比为“父父子子”。正是因为中式思维强调观物取象、以小见大，才发展出孝可生廉论，甚至认为廉也可以促进孝。

西式思维无法证明孝是廉的充要条件

相比中式思维的伦理性和直观性，西式思维具有浓烈的实证性和逻辑理性特征，崇尚科学万能和理性万能。

“中式思维强调知行合一，这是价值选择而不是真假判断，西式思维强调事实—价值二分法，这是为知识而知识，前者‘求善’，后者‘较真’。”李春成认为，基于西式思维将事物分析到底的原则，一切社会组织都被还原为个体，因此在西方主流文化中，个体是第一位的。一旦国家权力“越界”干预个体的自由或侵犯公民权利，就会受到批判，这是西式思维的观念常识。“个体自由不能和任何价值相互交易，包括道德品德在内，不是只有具有相应道德品质的人才配享有自由权利，这也是康德的观点。”

另一方面，西式思维的核心任务是对各种劳动分工和社会领域进行命名和分类，人们的生活空间也被分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依据这种逻辑，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是截然分开的。

“西方伦理学家普遍认为公职道德规范要求奉行正义、公平、博爱无类这样的原则，而私人道德讲求关爱和爱有差等。将孝行作为干部考核的指标不单单是公共权力的越位，也是错位。”李春成说，在西方看来，没有办法实证性证明孝是廉的必要条件或者充分条件。一没有科学统计证明它们相关，二就算证明二者正相关，也不能根据这个制定政策，不可能证明不孝敬父母的干部一定不是好干部，或者好干部一定孝敬父母。历史上的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天祥忠而忘孝，都是反例。

双重思维模式的复杂现状

尽管李春成对中西两种思维模式进行了对比，然而在现实中二者并非单一存在。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年轻人对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的熟悉度和认同度早已超过了对中国文化和思维模式的认可，人们越来越崇尚自由和权利。而事实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在中国生活和接受中国式教育的人或多或少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

“现在，现代思维成了西式思维的代名词，中式思维则代表传统思维，尤其在学界，学者写论文采用的都是西方理性论证方法，就是现代思维，所以大多学者对于把孝列为干部考核指标也抱着质疑和批评态度。”但是，李春成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孝敬父母很重要，“人未有不重其亲而能爱其祖国者”，这就是双重思维模式，双重文化人格的复杂现状。

李春成说，讨论“不孝能不能当官”的背后，还需要思考“西方思维如何用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说出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如何通过合乎西方论说思维的方式继承和表达”。

录入编辑：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