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主编《吕进诗学隽语》

曾心/泰国

三年前，我到重庆参加“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返回时，购了一套《吕进文存》，每套四册，共二百多万字。书很重，背得很辛苦，但确是我大半辈子从中国背回泰国最好的一套书。我把它当作“床头书”，边阅读边做了语录。心想：如果我年轻十岁，我一定要把吕进诗学编成一本语录书，便于查阅，也便于推广。

平时，我工作之余，喜欢看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如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有涉墨；近十年来，比较投入写小诗。对于诗歌的理论也看了不少，总觉得理论能对上号的，能指导实践写诗的很少，有的理论生搬硬套，语言枯燥，越论越玄，玄到脑子被搅得糊里糊涂。

读吕进诗论，总是心灵一亮，通灵似的感到：过去想说的话，他说了；在写作上感悟到的，他写出来了；脑子正在开动的或还没想好的，他已机灵地引出来了，甚至有些属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真趣，也被他一一“道”出来了。真了不起！妙不可言，吕进的诗论之所以能与诗人通“灵”，我想，主要有三根主心骨：一是“抛弃纯槪念，使用类槪念”；二是“在诗内谈诗”，“以诗人之心论诗”；三是“有诗的神秘光彩，有诗一般的语言”。

去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黄亚洲先生，在“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写了一首诗，题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诗中写道：“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都在重庆山城”。我想，那“半个灵魂”中的“灵魂”应该就是吕进先生。

吕进诗学博大精深，体系庞大，无处不闪烁着诗心、哲理和语言的灵光。吕进的著作等身，他的书写、他的声音，影响到中国整个诗歌界，甚至越洋过海，引起世界的瞩目。因此，编写这本书难度较大，属于“工程”之类，但是编辑们的一起努力，从几百万字的著述里花中选花，金中挑金，不到一年时间，就编出了这本语录体的书。

原来在吕进诗学中，字里行间蕴蓄着一股微妙的“气”，这股“气”的飞动，氤氲凝聚出一种“神”。吕进的著作里正因为有了这股“气”，这种“神”，便很有正能量，很有震撼力和推动力。现在把它编成语录式，摘出一段段，一句句，虽没有整篇中连贯的“气”和“神”，但仍保存着点点滴滴“气”“神”的灵光。

此书在泰国出版后，继之在中国的大陆、台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有的文化网分篇分题转载，书中的《序》也先后在大陆的《重庆晚报》、《诗歌月报》、《三峡学院学报》和中国台湾的《葡萄园》诗刊、中国香港的《香港散文诗》以及《东南亚诗刊》、《越南华文文学》、《泰华文学》等十几家报纸杂志发表；也陆续看到一些评论和听到一些名家的看法。去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著名学者、我的老同学刘再复学兄（当年他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系刊《鼓浪》主编，我从泰国前来厦门大学留学，是编辑）来泰国讲授《贾宝玉论———从佛家文化视角看宝玉》，引起轰动。我送他一本《吕进诗学隽语》，他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书中诗论精辟，吕进是一位有才华的诗评家。这本书的形式也好，容易把理论的精髓归纳起来，传播出去。他还说，自己写了三十多本书，要读完不容易，如也能编成这样语录式的书就好了，就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自己的思想。

现在，《吕进诗学隽语》在泰国和中国的大陆、台湾出版，希望它能够成为诗歌爱好者阅读的范本，给诗歌研究者带去写作的方便，这样，我们也就达到预想的目的了。

（作者本名坚盖·塞他翁，生于泰国曼谷，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曾获第8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