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辛丰年

辛丰年 1923-2013.3.26 生于江苏南通 蒋立冬 绘

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1987）。

集其艺术精华的《辛丰年音乐笔记》（1999）弥足珍贵。

《和而不同》(2005)是辛丰年与严锋谈书文章的第一次结集。

昨天中午，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辛丰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南通去世，享年90岁。

辛丰年的儿子、复旦大学副教授严锋昨天在微博上通告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说：“我父亲严格（辛丰年）因突发疾病，今天中午12时20分在南通医院中去世，终年90岁。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善良正直，在极艰难的困境中把我们兄弟带大。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念。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严锋昨天在从北京回南通的高铁上对早报记者表示，父亲的后事将遵从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具体安排，还需到家后和家人商量。”

在辛丰年去世前一天，他的家人给他播放《蔷薇处处开》等几首老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有去过医院。这些年年纪大了，体力一点点衰弱下来。最近半年，多半卧床，但最近精神又好了许多，所以昨天去世，非常意外。

辛丰年，原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1945年开始在新四军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开始写作，长期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古典音乐评论，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在年高之时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辛丰年最初的文章都在《读书》上发表，后来还开了音乐评论专栏“门外读乐”。《读书》杂志创始人之一的董秀玉昨天对早报记者表示，“辛丰年最早是自己投稿过来，我们都觉得很好，就长期约稿。在他慢慢成名之后，虽然很多杂志比如《爱乐》也约他写乐评，但大部分文章仍在《读书》上发表。”董秀玉说，“虽然我们把他的文章称为古典音乐乐评，但其实他写的是文化。他写的乐评不是技术性地谈音乐，而是借音乐谈他对文化的理解。”

《爱乐》杂志前主编、《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昨天也在微博上悼念先生离世，“老先生选此花香月圆之日，愿一路都有他一生喜欢的音乐相伴。我不认识辛先生，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读书》杂志漫谈古典音乐的《乐迷闲话》是影响了无数人的。身在南通这样一座小城，因古典音乐而联通了那样大一个天地——他被音乐温暖的一生是幸福的。”

因为在《读书》上的乐评吸引了大量读者，辛丰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直为他的读者所好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辛丰年的儿子严锋曾说：“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

辛丰年小时候从4岁到10岁在上海生活过，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辛丰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辛丰年父亲名叫严春阳，是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据说曾从死人堆里背出孙传芳，后任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察厅厅长、淞沪商埠卫生局局长，后来下野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

“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严锋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透露。

在严锋看来，父亲辛丰年首先是一个老干部。辛丰年22岁加入了新四军，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工作，“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严锋回忆说，“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60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文革”期间，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后来因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省××县××区××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就算在这样的劳作生活中，他还会在下班后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严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

1973年，随着林彪的倒台，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严锋写道：“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一个理论辅导员，人称‘某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辛丰年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但53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严锋在回忆文章中说，“还有音乐。”他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当时要四百多元一台。然后开始自己录上海调频台的古典音乐。1986年，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在63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辛丰年是古典音乐原教旨主义派。对“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

辛丰年人生的好戏从60多岁开始，1980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辛丰年的名气就大起来了。严锋曾说，之后朋友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

在严锋看来，父亲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BBC的早新闻，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严锋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写道。

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严锋说：“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丰年的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并把那些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的人看作西贝货（‘西贝’组合为‘贾’，通‘假’，意为假货）。”

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严锋写了多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不过辛丰年生前却说，“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在大学时期，严锋和父亲有了一些矛盾，因为那个时候严锋在大学里见识了不少的世面，回来以后认为父亲太正统太传统，所以每次和父亲谈话父子俩都会产生一些争执。反而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严锋大学毕业十年之后，严锋渐渐发现，当年父亲说的很多话是对的。严锋感叹，人生其实也是这样的。于是严锋变得宽容了，而辛丰年也变得更宽容了。两个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后来，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说起父亲和自己的交流，严锋最难忘的还是在下放时期，每天一个多小时的散步非常难得也很重要，培养了父亲和自己之间的认同。

晚年的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曾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录入编辑：张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