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少致彭袭明信札

郑重先生于2010年春初，应王世涛先生之邀，赴香港小住，在净意斋中看了他的收藏。于谢稚柳、 陈佩秋早年精品外，郑重还看了王世涛收藏的1978年至1988年间陆俨少致王世涛之师彭袭明的信札72通。这批信札中不仅有古画真伪之论和画家对张大千评价的看重之语，更通过琐事令观者见画家当时的生存状态及其作为山水大家的品格。

郑重

2010年春初，应王世涛先生之邀，赴香港小住数日，在净意斋中看了他的收藏，顿感眼界大开，张大千所绘青绿山水幅式之巨，为传世少见。另一幅张大千为古画接补可谓是神来之笔，谢稚柳在跋中也倍加赞赏，题曰：“此旧画虽人物繁密而笔致稚弱，其墨色新而笔势劲挺者为故人张大千所补加，便觉神采焕发，真所谓化腐臭为神奇也。”世涛所藏谢稚柳、 陈佩秋早年作品，不只是数量多，而且件件精美，在当今的收藏家中当推第一。对谢、陈的作品，我自以为看过不少，而观世涛的收藏忽有孤陋寡闻之感。在这期间，世涛还给我看了他收藏的陆俨少致彭袭明信札72通，时间是从1978年至1988年。世涛从彭袭明学画，为彭之入室弟子，对彭陆两位好友之间的轶事能娓娓道来，听了感到津津有味。唯陆先生的信有很少几封是毛笔书写，其余均用钢笔或圆珠笔，虽然还有着他书法的隶简意味，然终少可观之情趣。

廉价的布置画

“文革”岁月结束之后，画布置画之风勃然兴起，国家机关、人民大会堂、机场、各大宾馆，及一些公共场所，都把著名画家请去画布置画。画家也可以携家带眷，住在宾馆之中，一日三餐，冬有暖气，夏有冷风，天天能洗热水澡，这对收入不高、住房困难的画家来说，自然视之为天堂，即使积资雄厚、生活优越的画家，在家居中也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条件。再好的生活待遇也无法和他们的画作的价值相比。即使这样无赏的艺术劳动，画家们也无不乐而为之，从立轴、册页、长卷到尺幅数丈的巨制，都从他们的笔下流了出来。不妨从陆俨少的信中摘录几段，可再现当时的情景。

画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文化交流作出奉献，这几乎是每位有名的画家都会画的。陆俨少在给彭袭明信中亦有记载：“接到通知，文化部和外办为与西德文化交流，组织上海浙江五名画家于八月底各交出创作二十幅，我是其中之一人。”（1978年7月18日），虽寥寥数语，一方面看出画家的沾沾自喜之情，另一方面也可知20幅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对画家这样的无偿奉献，当时就有传闻，上海画家比北京画家听话、好对付，所以上海画家这方面的负担也特别重。在同一封信中，陆俨少又写道：“又接到中国画研究院通知，他们受文化部委托，组织画家去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画布置画”。陆俨少虽然满心高兴，但不无感叹“近来任务较忙，不克分身”了。虽然如此，画家们还是感到是很有面子的，陆给彭信中有言：“贺岁中我寄上贺年片一纸，此中央制作赠各国党政领导人者，其中图片，弟不自言，谬膺荣选，引为殊荣，寄来样张，特转寄共此欢喜。”（1980年1月19日）陆俨少前半生命运波折颇多，被打入另册，晚年荣誉感对他是一大支撑，这在给彭袭明信中不乏笔墨，武汉新建黄鹤楼落成，“要弟作记，顷已脱稿，并已书写寄去，六尺整张大小，准备刻石，列名其上，有荣著耀焉。”（1985年9月16日）

“今夏我曾为中南海创作大型布置画，颇得好评，嗣为首长看中，属为国防科工委新建宾馆创作布置画，为此日内拟赴厦门，以了八闽之游，然后于二十日乘飞机去北京，即在北京过冬，大约三月中旬回到杭州，弟近作得四尺中堂二幅，作波立云飞之状，为谁所作，谅能知之，自视有气势，置在行箧，与行李俱北。”（1979年1月13日）

谢稚柳先生也说他“现在过的是候鸟生活，夏天北方，冬天南方”，每到冬天，画家们云集广州，为广州机关、宾馆作画。1981年，陆俨少先生应邀去广州，住南湖宾馆，他在致彭龚明信中说：“大陆第一流饭店，亦需国画布置”，“上海北京两地来此画家多人，故不寂寞，大致俱为避寒而来”，这次“弟约同来的刘旦宅兄，为国内第一流人物画家，固以人所欢迎者也”。在1981年9月12日信中又称赞刘旦宅，说：“将应霍小姐前往中山之邀，来时与人物画家刘旦宅夫妇相伴，此两人为人极好，弟与之几次同游，诚为良侣，必不负霍小姐盛意。”（注：霍小姐为彭袭明的女弟子霍丽娜，常往来于港沪之间，为陆氏捎带药品、器物等。陆氏赐画颇多，其中大卷堪称佳作，此事陆在给彭信中有言：“霍委长卷，拟作四接四尺纸，计一丈六尺长，纸已觅得旧纸，亦接好，当经意为之，所云江景，当以三峡一段为主，可不平耳。”（1985年12月31日）继之又有一封信云：“长江手卷长一丈六尺，峡内风光，略得一二，上元前后当寄至广州，便可告霍妹，勿以为念。”（1986年1月1日）此卷寄出后，又一信云：“霍妹委件，今日同时寄白天鹅。”（1986年2月26日））当时画家被邀作布置画的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待遇，故陆氏在信中说：“近致高手，惟恐不及”。给他们的待遇是：“每逾月食宿，且致旅中舟车之费”，对此，陆俨少视之为是“清流之游，槖笔往来，可以不筹资斧”。其实书画家这种活动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如此，也即历史上所说的“清流”之士。但作为“清流”的陆俨少却遇到问题，即他在信中所说：“暇中或去深圳，闻彼处购物，均须外币，而弟嚢槖空如，故能接济若干，以便买些零星小物为望。”

随着画价的提高，画家的生活亦有些许改善，就不南来北往避寒逃暑了，陆给彭的信中也可见一斑，曰：“今夏不拟他往，即在杭州了，暑热装了空调，又杭垣各饭店，欢迎去住，所以不必远去他方，以免舟车劳顿，加之应酬多，伙食亦不习惯，油腻太多，不若家中清淡也。”（1983年6月5日）但布置画还是不能不画：“自八月底去北京，应邀在中南海国务院创作巨幅布置画（长七米高二米），月中完成返上海。”（1983年10月7日）

信中论真伪

2011年春季拍卖，苏州过云楼旧藏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出现。此图另有一幅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两者相比，多数观者都认为过云楼藏品显然不如上海博物馆的那一件。多年前，彭袭明就对此件引起兴趣，曾致信陆俨少询问详情，想得到一张此图照片作参考。彭、陆两氏的画均出入于元人之间，所以对此图颇感兴趣，陆致信苏州画家吴养木，吴回信细说详情，因此，陆致彭信中有云：“王叔明移居图，兹得苏州至友来信，转上一阅，此图疑非真迹，且近落实政策，已归还故主，而主人靳因不出数年，弟曾见照片，亦觉平平，印象不深。”

陆俨少把吴养木信转给彭袭明。吴养木信将此事写得颇详细，且录之于后：“关于王蒙之葛稚川移居图，在‘文革’初顾家被抄，此件亦在内，养木曾见于文管会，画幅不大，纸质较厚，若隋唐人写经所用者，但色泽虽黄而浮，笔墨平平，点苔有若干处较乱，右侧有一大块属后补者，为他人摹拟之笔，题句书法亦不自然。该画名气甚大，但养木认为疑点甚多，恐非真迹，旁观者皆默然，若不信其竟是伪品，昨博物馆长陈玉寅告知此画已落实政策”发还给藏者，藏者“将此画视为珍宝，不与任何人观看，摄影更为不易，谨以奉闻，还希见谅”。吴养木信写于1986年2月20日，陆俨少致彭袭明信为1986年3月15日。

陆致彭信中，论元人画者颇多：“黄公望陡壑密林，五十年前，曾见印刷品，下笔有屋漏画沙之妙，可知骨法用笔之要，梦寐求之，杳不可得，如得印本，亦快事也。宋元剧迹，在天壤间者，屈指可数，每读汉文唐诗，每有会心，如见佳画，不仅在笔墨间也。”（1979年8月9日）辽宁博物馆出版藏画册，多为宋元画轴，其中有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王蒙《太白山图》，陆俨少也都购两部给彭袭明寄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行情虽有好转，但没有市场，使画家喜忧参半，仍有茫然无所适从。有的画家就到香港或新加坡举办展览，一方面想看境外的行情，另一方面也有镀金的心理，回来宣传即可以出国办画展作资本，而邀请者或画廊老板多有欺骗大陆画家之举。而实际上这样的画展多为半卖半送，甚至血本无归、囊空如洗。陆俨少在给彭袭明的信中，亦表现了他那喜忧参半的心情。“明年二月中旬，北京荣宝斋和香港集古斋邀我在香港开个展，兹画件准备将就绪，只是香港情况不明，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