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少致彭袭明信札
郑重先生于2010年春初,应王世涛先生之邀,赴香港小住,在净意斋中看了他的收藏。于谢稚柳、 陈佩秋早年精品外,郑重还看了王世涛收藏的1978年至1988年间陆俨少致王世涛之师彭袭明的信札72通。这批信札中不仅有古画真伪之论和画家对张大千评价的看重之语,更通过琐事令观者见画家当时的生存状态及其作为山水大家的品格。
郑重
2010年春初,应王世涛先生之邀,赴香港小住数日,在净意斋中看了他的收藏,顿感眼界大开,张大千所绘青绿山水幅式之巨,为传世少见。另一幅张大千为古画接补可谓是神来之笔,谢稚柳在跋中也倍加赞赏,题曰:“此旧画虽人物繁密而笔致稚弱,其墨色新而笔势劲挺者为故人张大千所补加,便觉神采焕发,真所谓化腐臭为神奇也。”世涛所藏谢稚柳、 陈佩秋早年作品,不只是数量多,而且件件精美,在当今的收藏家中当推第一。对谢、陈的作品,我自以为看过不少,而观世涛的收藏忽有孤陋寡闻之感。在这期间,世涛还给我看了他收藏的陆俨少致彭袭明信札72通,时间是从1978年至1988年。世涛从彭袭明学画,为彭之入室弟子,对彭陆两位好友之间的轶事能娓娓道来,听了感到津津有味。唯陆先生的信有很少几封是毛笔书写,其余均用钢笔或圆珠笔,虽然还有着他书法的隶简意味,然终少可观之情趣。
廉价的布置画
“文革”岁月结束之后,画布置画之风勃然兴起,国家机关、人民大会堂、机场、各大宾馆,及一些公共场所,都把著名画家请去画布置画。画家也可以携家带眷,住在宾馆之中,一日三餐,冬有暖气,夏有冷风,天天能洗热水澡,这对收入不高、住房困难的画家来说,自然视之为天堂,即使积资雄厚、生活优越的画家,在家居中也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条件。再好的生活待遇也无法和他们的画作的价值相比。即使这样无赏的艺术劳动,画家们也无不乐而为之,从立轴、册页、长卷到尺幅数丈的巨制,都从他们的笔下流了出来。不妨从陆俨少的信中摘录几段,可再现当时的情景。
画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文化交流作出奉献,这几乎是每位有名的画家都会画的。陆俨少在给彭袭明信中亦有记载:“接到通知,文化部和外办为与西德文化交流,组织上海浙江五名画家于八月底各交出创作二十幅,我是其中之一人。”(1978年7月18日),虽寥寥数语,一方面看出画家的沾沾自喜之情,另一方面也可知20幅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对画家这样的无偿奉献,当时就有传闻,上海画家比北京画家听话、好对付,所以上海画家这方面的负担也特别重。在同一封信中,陆俨少又写道:“又接到中国画研究院通知,他们受文化部委托,组织画家去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画布置画”。陆俨少虽然满心高兴,但不无感叹“近来任务较忙,不克分身”了。虽然如此,画家们还是感到是很有面子的,陆给彭信中有言:“贺岁中我寄上贺年片一纸,此中央制作赠各国党政领导人者,其中图片,弟不自言,谬膺荣选,引为殊荣,寄来样张,特转寄共此欢喜。”(1980年1月19日)陆俨少前半生命运波折颇多,被打入另册,晚年荣誉感对他是一大支撑,这在给彭袭明信中不乏笔墨,武汉新建黄鹤楼落成,“要弟作记,顷已脱稿,并已书写寄去,六尺整张大小,准备刻石,列名其上,有荣著耀焉。”(1985年9月16日)
“今夏我曾为中南海创作大型布置画,颇得好评,嗣为首长看中,属为国防科工委新建宾馆创作布置画,为此日内拟赴厦门,以了八闽之游,然后于二十日乘飞机去北京,即在北京过冬,大约三月中旬回到杭州,弟近作得四尺中堂二幅,作波立云飞之状,为谁所作,谅能知之,自视有气势,置在行箧,与行李俱北。”(1979年1月13日)
谢稚柳先生也说他“现在过的是候鸟生活,夏天北方,冬天南方”,每到冬天,画家们云集广州,为广州机关、宾馆作画。1981年,陆俨少先生应邀去广州,住南湖宾馆,他在致彭龚明信中说:“大陆第一流饭店,亦需国画布置”,“上海北京两地来此画家多人,故不寂寞,大致俱为避寒而来”,这次“弟约同来的刘旦宅兄,为国内第一流人物画家,固以人所欢迎者也”。在1981年9月12日信中又称赞刘旦宅,说:“将应霍小姐前往中山之邀,来时与人物画家刘旦宅夫妇相伴,此两人为人极好,弟与之几次同游,诚为良侣,必不负霍小姐盛意。”(注:霍小姐为彭袭明的女弟子霍丽娜,常往来于港沪之间,为陆氏捎带药品、器物等。陆氏赐画颇多,其中大卷堪称佳作,此事陆在给彭信中有言:“霍委长卷,拟作四接四尺纸,计一丈六尺长,纸已觅得旧纸,亦接好,当经意为之,所云江景,当以三峡一段为主,可不平耳。”(1985年12月31日)继之又有一封信云:“长江手卷长一丈六尺,峡内风光,略得一二,上元前后当寄至广州,便可告霍妹,勿以为念。”(1986年1月1日)此卷寄出后,又一信云:“霍妹委件,今日同时寄白天鹅。”(1986年2月26日))当时画家被邀作布置画的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待遇,故陆氏在信中说:“近致高手,惟恐不及”。给他们的待遇是:“每逾月食宿,且致旅中舟车之费”,对此,陆俨少视之为是“清流之游,槖笔往来,可以不筹资斧”。其实书画家这种活动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如此,也即历史上所说的“清流”之士。但作为“清流”的陆俨少却遇到问题,即他在信中所说:“暇中或去深圳,闻彼处购物,均须外币,而弟嚢槖空如,故能接济若干,以便买些零星小物为望。”
随着画价的提高,画家的生活亦有些许改善,就不南来北往避寒逃暑了,陆给彭的信中也可见一斑,曰:“今夏不拟他往,即在杭州了,暑热装了空调,又杭垣各饭店,欢迎去住,所以不必远去他方,以免舟车劳顿,加之应酬多,伙食亦不习惯,油腻太多,不若家中清淡也。”(1983年6月5日)但布置画还是不能不画:“自八月底去北京,应邀在中南海国务院创作巨幅布置画(长七米高二米),月中完成返上海。”(1983年10月7日)
信中论真伪
2011年春季拍卖,苏州过云楼旧藏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出现。此图另有一幅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两者相比,多数观者都认为过云楼藏品显然不如上海博物馆的那一件。多年前,彭袭明就对此件引起兴趣,曾致信陆俨少询问详情,想得到一张此图照片作参考。彭、陆两氏的画均出入于元人之间,所以对此图颇感兴趣,陆致信苏州画家吴养木,吴回信细说详情,因此,陆致彭信中有云:“王叔明移居图,兹得苏州至友来信,转上一阅,此图疑非真迹,且近落实政策,已归还故主,而主人靳因不出数年,弟曾见照片,亦觉平平,印象不深。”
陆俨少把吴养木信转给彭袭明。吴养木信将此事写得颇详细,且录之于后:“关于王蒙之葛稚川移居图,在‘文革’初顾家被抄,此件亦在内,养木曾见于文管会,画幅不大,纸质较厚,若隋唐人写经所用者,但色泽虽黄而浮,笔墨平平,点苔有若干处较乱,右侧有一大块属后补者,为他人摹拟之笔,题句书法亦不自然。该画名气甚大,但养木认为疑点甚多,恐非真迹,旁观者皆默然,若不信其竟是伪品,昨博物馆长陈玉寅告知此画已落实政策”发还给藏者,藏者“将此画视为珍宝,不与任何人观看,摄影更为不易,谨以奉闻,还希见谅”。吴养木信写于1986年2月20日,陆俨少致彭袭明信为1986年3月15日。
陆致彭信中,论元人画者颇多:“黄公望陡壑密林,五十年前,曾见印刷品,下笔有屋漏画沙之妙,可知骨法用笔之要,梦寐求之,杳不可得,如得印本,亦快事也。宋元剧迹,在天壤间者,屈指可数,每读汉文唐诗,每有会心,如见佳画,不仅在笔墨间也。”(1979年8月9日)辽宁博物馆出版藏画册,多为宋元画轴,其中有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王蒙《太白山图》,陆俨少也都购两部给彭袭明寄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行情虽有好转,但没有市场,使画家喜忧参半,仍有茫然无所适从。有的画家就到香港或新加坡举办展览,一方面想看境外的行情,另一方面也有镀金的心理,回来宣传即可以出国办画展作资本,而邀请者或画廊老板多有欺骗大陆画家之举。而实际上这样的画展多为半卖半送,甚至血本无归、囊空如洗。陆俨少在给彭袭明的信中,亦表现了他那喜忧参半的心情。“明年二月中旬,北京荣宝斋和香港集古斋邀我在香港开个展,兹画件准备将就绪,只是香港情况不明,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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