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自传的域外回声

英文版《我的前半生》

何明星

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夺得9项奥斯卡奖项。该电影剧本的蓝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该书被译成十多个语种的版本，堪称迄今在海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中国自传体文学作品之一。

今年初，《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和《我的前半生（图录）》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再次引起读者对该书的关注。

《我的前半生》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时，即成为轰动世界的话题图书。《我的前半生》从最初的“悔过书”、限制发行的“灰皮本”到无删节全本，其中文版在境内的总印数已超过187万册（也有统计称200万册以上），并有英、日、德等多种译本行销世界。可以说，《我的前半生》已成为海外传播最为成功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之一。

被译成十多种语言

上世纪60年代，作为当时唯一一家对外翻译发行的专业出版机构，中国外文出版社开始组织力量翻译《我的前半生》。最先出版的是英文版，英文书名定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为詹纳尔，分精装和平装两种。1964年率先出版了上册，印发1.53万册；1965年出版了下册，同样首印1.53万册。1965年出版了德文版，首发4150册。此后，外文出版社4次再版该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外文出版社在1964年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很多内容，书后附有詹纳尔的后记，书名改为《从皇帝到公民——爱新觉罗·溥仪自传》。

当时，外文出版社向一些经销中国图书的世界各地经销商推荐该书。不少经销商了解到大致内容后，很感兴趣，纷纷表示希望翻译出版。根据孟向荣先生的研究可知，日文版与中文版差不多同步问世，由当时日本最大的中国图书代理商——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于1964年结集出版发行。据中日出版社的书单销售记录可知，该书的价格是2.15元人民币，日方一次性进口40本，很快销售一空。

自1964年至今，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版本外，该书还有海外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语、波兰语、印尼语、泰语、韩语、意大利语等10多个语种的版本，出版社包括中国外文出版社、日本大安株式会社、美国纽约普特南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西班牙卡莱尔特出版社等。其中，英文版重印次数较多，外文出版社的《我的前半生》英文版自1964年出版之后，分别在1979年、1989年、2002年重印。

译介出版的目的基本实现

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关键是看海外落地效果是否达到了传播者的预期目标。那么，《我的前半生》是否达到了译介的最初目的——让海外读者知晓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领会“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中国公民的深刻意义？

中国外文局曾于1966年统计过中国外文图书在美国的反馈情况。3月至9月，外文出版社英译室收到美国读者来信共计106封。在这些来信中，反响最正面、积极的是《我的前半生》。提到该书的共有4封信，称该书“印象很好，内容有趣”“表现了中国旧制度的腐朽性”“很喜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西方媒体、社会对中国出版的绝大部分图书、期刊贴上“红色宣传”的标签，一个普通读者很难有自己的判断，《我的前半生》能够得到积极的评价十分难得。就此看来，传播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此后，该书经外文出版社几次再版，在亚马逊网站上一直受到读者热捧。2002年至2011年间，有众多读者在该网站留言。来自德国的达夫格说：“一本好书，有点单调，但作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信息。”立陶宛的山达姆说：“该书的前半部分是有趣的，它让人了解了皇帝的生活，并作为目击者提供了许多历史事实。”韩国的史蒂夫说：“这本书充满了悲伤和不可思议的事件……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很多事情。谁若是想了解中国历史，我推荐他阅读这本书。”比利时的卢克说：“这是难得一见的书，它揭示了紫禁城里的皇帝与大臣、太监以及皇室家族之间的真实生活。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被阴谋包围着，没有什么人可以信赖……当共产党人征服中国大陆，他们没有杀掉皇帝，而是试图把他重塑成一个普通公民，把他变成一个‘人’。”

通过读者反馈可以看出，该书基本实现了其出版时的宗旨。首先，该书对于皇帝生活的揭示给所有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一些细节的描写、介绍是非常成功的，有些甚至被读者当作北京故宫的参观指南使用。同时，该书对中国“末代皇帝”一生历程的生动描述，以及他本人的忧虑、痛苦和自责等情感的表达，深深吸引了读者。溥仪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中国最为混乱的20世纪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海外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代史具有不言而喻的巨大作用。

东西方读者关注点不一

观《我的前半生》一书半个世纪在海外的传播反馈情况，可以发现东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关注的侧重点完全不同。韩国、新加坡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该书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尤其对日本利用溥仪控制中国的前因后果深有同感；而比利时、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读者则更加关注溥仪经过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的过程。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今天的读者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读者，都对该书很感兴趣，但一些西方读者对部分内容表示不解，比如溥仪写到的“思想改造”。其实，中国有着悠久的自我反思、自我检讨的历史文化传统，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在书中所写下的自我反思的文字，并非都源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可见，如何继续破解西方社会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固有思维，消弭其所造成的误解，仍然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已超越浅层次的政治制度、社会现象的说明和解读，从人文宗教、社会心理以及历史传统等多方面传播一个悠久的文化中国，已经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