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老三届”潘鸣啸杭州谈上山下乡

耗时30年撰写的学术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出版后，该书作者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也被中国读者所知..

耗时30年撰写的学术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出版后，该书作者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也被中国读者所知。因对知青问题的细致入微研究，潘鸣啸有了“法国老三届”的外号。上周末，他到杭州枫林晚书店举行讲座，详述他所理解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上山下乡”与人口大交流

1968年，法国经济情况糟糕，失业人数达50多万人，青年学生带头掀起了向往红色政权的法国“五月风暴”。作为这场“革命”的亲历者，潘鸣啸称自己算是“法国红小兵”，对中国的知青一代非常有共鸣。

潘鸣啸首先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并非始于普遍认为的1968年，其实早在1955年，就有一批城市“知青”被送到北大荒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在模仿苏联，“苏联也派了一批知青到哈萨克斯坦还有到西伯利亚去搞农产的。因为当时苏联食品不够。”但到了1960年代，“就慢慢变成用上山下乡运动来解决城市就业的问题，还有城市人口过重的问题。”

但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预计效果。潘鸣啸介绍：“事实上在农村从来没有那么多知青，因为从1970年开始，城市就已经开始招工，一部分知青就慢慢能回城，农村知青最多的时候是1977年，差不多有900万，而当时进城那些得到固定工作的农民差不多也有800多万了，所以实际上是人口大交流。”

潘鸣啸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带来的中长期后果是：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因为知青到农村基本上没有太大作用，他们吃穿用度在农民家里，而政府要补贴给农民这些钱，这方面的花费我估计占当时国家预算的1.5%。”1970年代末，知青大批返城，与“三年自然灾害”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迎头相遇。

遗留问题需年轻人解决

就业问题之后，1990年代，回城知青还首当其冲地遇到了下岗问题，因为文化水平等问题让他们处于劣势。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带给知青的伤痛是无法否认的，不过，“这一代人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式农民，却是思考的一代。当他们发现宣传口号与农村的现实情况严重不符，就开始反思，诗人北岛最有名的一句诗就是‘我不相信！’”

在潘鸣啸看来，上山下乡运动影响的不仅仅是知青一代，它也是除了“文革”之外，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出现断层的重要原因，“那时主张‘读书无用’，后来改革开放，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新鲜更甚于对自己旧有文化的好奇，也导致大家不太注重中国的传统，1990年代开始，有人说要追寻传统文化，但断层已经形成了。我觉得现在中国一方面有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很难回到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思想、道德都遭遇困境，年轻一代需要思考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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