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批人都是有纪录片 理想和职业操守的”

王韧：上海纪实频道《大师》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纪录片《抗战》执行总编导、总撰稿，曾策划并负责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谈话节目《东方直播室》。

“时间说，人文关怀不是纪录片从业者的时髦，而是我们的操守。陈虻后来把它发展成‘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东方早报：书里载入的陈虻语录第一段就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不可屈服是陈虻的气质也是纪录片的气质？

王韧：很对！陈虻正是这样一个不可屈服的人。他非常有思想有才华，也知道如何把正确的理念传播给编导。陈虻受时间影响很大，孙玉胜在他的书《十年》里曾写道：“时间的加入让我们变得职业起来。”比如时间提出了“人文关怀”，我还记得时间说，“人文关怀不是纪录片从业者的时髦，而是我们的操守。”陈虻后来把它发展成“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纪录片创作的始终，“关心他人”的这个立足点是非常准确的。其实不仅是陈虻，创建《东方时空》的那一批人都是有纪录片理想和职业操守的。1990年代的那批人就好比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顽强地坚守着纪录片最本质的东西——传播真实的生活。

东方早报：从纪录片的角度，你认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当时所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王韧：“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当时对纪实语言的普及功不可没。老百姓的故事能够每天如同新生的太阳带给人们清新的早晨，这个意义非同小可。你要知道，一个清新、质朴、优美、简洁的文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像是新鲜的空气对一个人的健康一样重要。

东方早报：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后，《纪事》应该算真正意义上的播放纪录片的栏目？

王韧：没错，“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只有8分钟，而《纪事》却是可以拍半个小时以上的长片。《纪事》的班底大部分都是陈虻培养的，周兵是当时的制片人，刘鸿彦是副制片人。包括现在《看见》的制片人李伦，也是陈虻的学生。当时《生活空间》里有一名编导李玉，也正是因为拍摄了纪录片《姐姐》，最后开始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故事片，后来在国际上拿了大奖。陈虻用他的认真和执着培养了一大批纪录片人才。

东方早报：陈虻策划了“感动中国”，其实也是“老百姓”故事的延续？

王韧：“感动中国”是1990年代《东方时空》的余音。因为那些编导都是从那儿过来的。但是“感动中国”一年只有一次，虽然只有一次，他们还是很敬业地在做，你想想看，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每天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现在只能是一年看一次，少得可怜，这就变成了一个贵族化的东西了。

东方早报：陈虻多次引用卡里·纪伯伦的那句名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他其实很重视纪录片作者对自己心灵上的认知。

王韧：是的。纪录片是什么，就是用比较真实的影像还原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真实的生活。在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当中，《东方时空》和我们当年做的那些纪录片都有一个重大的使命——“纪录片是什么？是拿它来反对假大空的。”这句话最早是时间提出来的，我听到这句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我认为，纪录片的内容一定是大于形式的。有人觉得纪录片门槛很低，不像作家写书、画家画画，需要动脑子，你拿着摄像机拍就可以了，好像很直接，但他们错了，其实纪录片也有门槛，你要有心灵上的认知，最后你还要形成你的语言风格。

东方早报：所以陈虻提出了“跟定拍”和主观拍摄的不同。

王韧：是的，新手肯定是“跟定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拍，又叫“跟腚派”，人家干什么你干什么，没办法呀。但是好的纪录片一定是有主观的。纪录片拍摄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关系，你一进门看到这两个人坐着，这两个人什么关系？他们和这个环境什么关系？和社会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最难表现的。真的要去琢磨，你看陈虻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是一点点思考来的，很不容易，他真的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并且他的思考没有离开老百姓，为中国的电视做点事儿，这对我们今天所有电视台的制片人都是有对照意义的。他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任何一个制片人，你面对你的编导，你能不能做出这样的指导？你能不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能够表达出来？陈虻的这些话看得出在用心，比如陈虻提出的“出于我心，归于公心”，这就是创作纪录片的一大法则，一定是从个人出发，有个性化的表达。而且在这个表达里，有你的责任。

东方早报：政府一直鼓励拍摄现实题材的影片，从创作者的角度看，为什么体制内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越来越少？

王韧：当时还没有《生活空间》这样的栏目，老百姓的故事有新鲜感，它是创新的东西。开创性的东西有两个特点，因为没见过，受众的要求会很低，对创作者要求也低，但是三五年之后就难了，因为审美疲劳。虽然故事天天是新的，但你的故事再不能流于表面；想坚持下去，创作者得不断提升自我认知。因为心中有，摄像机才有，你才能表达出社会需要的东西。你刚开始拍一个贫苦人家的生活，但是你今天再去拍一个贫苦人家，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还那么苦吗？

东方早报：可不可以这样说，栏目化市场化运作对创作者影响更大？

王韧：当然。比如说，你甘于清贫吗？可以一辈子就琢磨这个事儿吗？另一方面，社会也浮躁了，这种浮躁既影响了对纪录片的评判，也影响了创作者本身的心态。这里还有一个收视率导向和价值观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还是社会整体的价值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