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希望”的诗学

袖珍书品

有识之士都会同意，长期纠缠于诗歌写作中的指涉问题，在现今的语境中，已经不只是技术的问题而且是道德的问题。新诗史上的诗歌再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的书写那么“个人化”，曾经的压抑机制从未对今天的书写那么松动，以至“个人化”带来自由和解放的同时，美学与历史脱节的危险在喧闹的写作中也逐渐探出了它无政府主义的头颅——斩断了历史的情缘之后，正在支付的却是意义和价值真空的代价。

这里并非要简单地重弹道德主义和启蒙情结的老调。落实到诗歌写作，需要追问的是，世界可以作为一种怎样的关系织进我们的歌唱？在这个多元的甚至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自由”的观物和歌唱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困难，诗人何为？他如何保证自己的“指物造境”既来自自我生命本真的自由感悟，又和别人的观念世界保持磋商对话的活力？换句话说，诗歌如何不是一种玩物丧志般的个人情趣的强烈投射，已然成为一个非空洞的人生致思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诗人梁征的《寻找雪峰》是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这个收获当然不是艺术高度的绝对性层面的（关于诗歌的顶点在今日依然是文学艺术理念主义作派的幻觉，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就是现代的柏拉图、谢林们），而是诗学理想层面的。它提供给人们的最重要启示或许是，在社会转型、文化聚变的年代，诗如何刻画人生，而不画地为牢，业已成为重新审视乃至展望新诗的可能性的一个基本缘由。

倘若从写作谱系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寻找雪峰》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浪漫主义应和那种宣泄式的歌唱划开距离，也应和西方广义意义上现代派诗歌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厘清界线，可以说，它是一种与现代主义不同、并可以和现代主义展开有效对话的写作，我愿意称之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写作——它有力地申张了一种难得的、自西方浪漫主义时代逐渐兴起，而后或部分地被歪曲的命运多舛的诗歌精神，在今日，依旧生机勃勃地存活于《寻找雪峰》这样的诗歌文本中。

人们或许疑问，一种不太时髦的、非现代的写作如何在语言的重重肌理中申说这个世界，因为似乎成为公断的浪漫主义的弊病在中国诗人郭沫若和徐志摩那里已有诗歌史确凿的明证，但是，《寻找雪峰》中的浪漫主义与郭沫若式的铺排（郭沫若的《天狗》已然成了中国式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徐志摩式的内缩（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业已成了个人情愫抒发的一个样板化文本）不同，它试图将浪漫主义中未被重视的想象与经验、自我与世界的互动有效地组织进诗歌文本中。

浪漫主义的写作的问题在于，常常撕裂了想象与经验、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丧失才会有诸如郭沫若的空洞与徐志摩的自闭，这点在《寻找雪峰》中均得到了有效规避。譬如《赤壁之梦》，不是对历史作疲惫的追随，而是“让平易追求成为一种经典”。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中，它不是对赤壁这个巨大文化符号的自我指涉，而是跃进到“现实”——“只有闽江的旗语/让我在回家的旅途上/没有蹄印的到达/为海天撑一片更高的晴蓝”。确定性的“只有”还不够，还要用上否定的“没有”强调并不向“更高的晴蓝”企及，在此，谁还会说它是临空蹈虚呢？

或许，《寻找雪峰》的结集出版，提供了一个不只是往回看而且是重新厘定诗歌史节奏的契机，在这里，人们或许可以谛听到诗歌的一种沉潜、稳重的节奏，在诸多大浪淘沙的写作流派的更替中，这种节奏不仅没有被消弭，而且日渐清晰。这既是对中国诗歌传统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伟大理想的致敬，也是忠实于自我经验之捕捉与呈现的写作本性的体认。

从根本上说，《寻找雪峰》以一种不同于时人的对立式写作（反讽、去除希望必然与世界对立），在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征用和发明了最重要的传统，在积极的非郭沫若、徐志摩式的向度上推进了浪漫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既是风格的也是内在精神气质层面的支撑下，卓有成效地构设了一种有待人们反顾、省思的诗歌——一种书写与镌刻下希望的诗学。它，或许正是诗歌的本义，在诗与现实人生互为证言的高度与这个世界展开沟通、对话。 春厚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