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社会学解读

日前，孙沛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都市相亲角的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

■ 《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解读城市婚恋现象

“相亲角是一个角逐欲望和比拼实力的婚姻市场，‘白发相亲’的实质是 ‘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孙沛东对早报记者这样分析。

自2005年6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上海人民公园的北角，就会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成千上万的父母像赶集一样，带着列有子女各项相亲条件的“简历”聚到这里，以“摆摊”、“挂牌”的方式，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

这种传统的择偶方式，为何会在上海这个中国最西化和现代化的大都市复活？为什么成功率很低，却还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日前，孙沛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都市相亲角的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对“白发相亲”这种独特的择偶模式及相亲角现象，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进行了解读。

2007年，孙沛东获得中山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后，自广州来到上海。那一年的9月8日，她来到人民公园相亲角，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一群中老年人拿着写满子女信息的纸牌，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最难以让她理解的是，这些被征婚者竟以“80后”居多，被认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城市核心地带上演呢？自此，她每周到这里蹲点，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了43位父母和15位待婚青年，收集了65例真实个案，然后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研究和探索。

孙沛东认为，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各自的怕与爱，构建了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都市图景。

对于相亲角婚配成功率很低而人气却很旺的悖论，孙沛东给出的专业解释是：与为子女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满足了父母自身的需求。她认为，相亲角真正演绎的并非 “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当年的知青一代。“在相亲角上展露无遗的是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性焦虑，‘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相亲角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它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这种由父母自发组织起来的相亲角，虽自2004年起就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天津、沈阳、苏州、洛阳、济南和徐州等大中城市兴起，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学界对这一现象却鲜有涉足。

中国研究专家、耶鲁大学社会学系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认为，孙沛东在这本相亲角的专著中，再一次展示了她系统性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就如她此前研究“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一样。

是两代人的怕与爱构建了相亲角

东方早报：据你研究发现，主要是谁在“白发相亲”？被征婚者又有哪些群体特征？

孙沛东：从我在相亲角做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年龄介于50到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总体而言，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经上山下乡、经历过“文革”，而且一半以上的人的配偶是知青。“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六成以上是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平均每个本地家庭占有住房一套半。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作这个城市的中产阶层。

被征婚者中，女性占六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的年龄在26-30岁之间，而接近一半的男性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八成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具有硕士学历，有双硕士、海归硕士和博士学历的人也不在少数；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职员、公务员，或者如会计师、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为主。

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焦虑

东方早报：这些父母为什么会如此介入子女的婚姻问题？子女是否同意父母为自己代理相亲？

孙沛东：我想可以从制度层面来分析。首先，知青一代父母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管不问。“上山下乡”曾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为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背离，如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婚姻不幸福。正是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而在1970年代末的回城大潮中，许多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比如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离婚。即便是跻身中产阶层，这些现实的境遇和眼前的人事也容易让他们心存危机。因此，这些父母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来相亲角代替子女相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而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领域的市场化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刚好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很多父母或节衣缩食，或通过理财投资，帮他们购买婚房或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所有的努力怎能在择偶这个事上停滞呢？正是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

另外，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这就促使他们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俗称“攀高枝”）的可能。最为现实和突出的是父辈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三代单传”夫妇可能要赡养12位老人。在相亲角，父母们为原本已经非常优秀的子女不断寻求他们比子女更优秀的结婚候选人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些被征婚的子女大都是“乖仔乖女”，求学时一门心思念书，工作了被催婚，再加上职场压力大、城市交通苦、自身圈子小等原因也阻碍他们找不着对象。对父母代理相亲的态度，有的是明确反对，有的是期望与逃避并存，有的是同意或默许。

总之，与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代办择偶，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在新生代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并遭受了“经济转型的困窘”，因此，他们对生活有着特殊的怕。他们的子女——“邓的一代”迎着改革大潮出生，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或者魔咒，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毛的孩子们”的爱与怕就在子女婚恋这个环节集中爆发。

而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是2004年9月在北京的龙潭公园。而在1980年代，北京龙潭公园就曾经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那时他们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当他们的子女进入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

东方早报：根据你的研究，相亲角的成功率其实非常低，是吗？

孙沛东：经过10个月的田野研究，我能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成功实例只有一对，我能清楚地转述的成功案例也只有两对。

成功率低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相亲角本身的性质；父母和子女对它的预期和定位；父母在相亲角的择偶策略和步骤。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则无人问津，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而它又包括子女的硬实力与父母的软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理性，完全市场化。父母间有关择偶的谈话涉及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交易行为，他们已然能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

成功率低也与择偶步骤和策略有关。一个完整的择偶过程包括：远望、近观、详议、网聊和面谈，其中前三个步骤由父母或亲友代办，后两个步骤是本人出场。

总体来说，相亲角的被访者谈到找对象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父母负责筛条件，子女掌握感情关。“白发相亲”的本质是待婚男女的父母在世俗的市场机制中“代理”子女寻求理想的爱情，其成功率低，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人们试图用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

东方早报：虽然成功率很低，但相亲角聚集的人气却越来越旺。

孙沛东：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很多潜功能。这正是“白发相亲”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内涵。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径。对于他们而言，相亲角不仅是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更是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我在相亲角将近一年，每一个访谈都是以被访者的倾诉开启。往往一个人的情绪会传染给周围人，单个的“诉苦”变成了集体的公诉。他们在相同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情感交流又能够增强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凝聚，两者相互作用并强化。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扮演了单身老人择偶的“鹊桥会”的角色。另外，它或多或少减少了外地家长对于上海的陌生感和疏离感。

所以，与为子女寻找到一位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满足了父母们自身的需求。相亲角真正演绎的并非“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他们的知青一代父母。知青一代在婚恋大事上曾经被“党疼”“国爱”，而今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问题时，国家却早已从私人情感领域退出。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国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领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相亲角上展露无遗的就是知青一代的这种集体性焦虑，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而相亲角同时也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它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剩女”是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

东方早报：你的研究发现，被征婚者以女性白领为主，相亲角里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副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待？

孙沛东：我觉得“剩女”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含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它的盛行，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底层青年男性择偶难和城市青年女白领难觅佳偶，媒体和大众更关注哪个话题？“剩女”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易赚足注意力，相亲节目、相亲网站、婚介、偶像剧、该题材的漫画和小说等因此欣欣向荣。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

如果说“剩女”是个假命题的话，广大农村的“剩男”的择偶和婚姻才是真正的问题。在农村，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这部分男性完全处在劣势。没有结婚可能，找不到配偶，而要几代人砸锅卖铁凑出钱来去更偏远和贫穷的地方买一个老婆的农村“剩男”被忽视了。《盲井》和郝杰的纪录片《光棍儿》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原因也在此。

东方早报：你认为“白发相亲”现象所揭示出来的更深刻的社会内涵主要有哪些？

孙沛东：第一，就是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转型期阶层壁垒已经强化和社会结构业已固化。婚配模式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通过婚配模式的变迁，可以透视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相亲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十分明显的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阶层内择偶偏好，是明显的同质婚。第二，通过“白发相亲”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转型。第三，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中重要的一环是由家庭本位转向了个人本位。计划经济下，国家，尤其单位制是个人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渠道，单位对个人的监控很强，离开单位，个人无法立足。婚姻制度也是在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内发生作用，并影响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而在市场经济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人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物质化、市场化、消费主义化等观念渗透到私人的情感生活世界。一方面，个人主义增强，体现为一种“外扩型”的态势，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情感生活世界中的“反思性”、“试验性”、“选择性”增强，个人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步子越迈越大；另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制度和择偶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逐步萎缩，体现为一种“内缩型”的态势。总之，对于婚姻制度而言，市场化是一种外在的影响力，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

东方早报：“白发相亲”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

孙沛东：“白发相亲”不是大陆的特例，华人圈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中国台湾、新加坡、北美等华人聚集的国家和地区近年也出现了类似的相亲会。《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8年9月7日Clique Wise红娘公司在芳林公园Speaker's Corner举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一个“家长相亲会”。有些父母不但考虑“候选人”的外貌、学历、工作、收入，对其父母的阶层地位和社会背景也很重视。

【简介】孙沛东，女，陕西铜川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师。研究领域包括消费与时尚、婚恋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专著《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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