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学生的浮世绘

自清末民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倡导少年中国以降，在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鼓动之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之中，古今中西之争被演绎成了新旧之间的生死搏斗。

“或许正因为此，1920、1930年代上海一些昂贵的私立大学里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莱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

自清末民初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倡导少年中国以降，在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鼓动之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之中，古今中西之争被演绎成了新旧之间的生死搏斗，“新”代表希望和未来，而“旧”只是象征着过去和衰朽，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映照之下，新青年、新式学生、新式教育在时人和后人的叙述中被寄予巨大希望，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学生风潮又似乎展现了青年群体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此前只是在公共话语中被阿谀的青年文化，迅速转换成撬动历史的青年力量。无论是李大钊的《青春》，还是李璜、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或者清末民初触目皆是的新旧思潮论战，似乎都在层累而成一种拜物教式的崇新厌旧文化。依照这种历史逻辑，似乎科举停废、新学兴起之后，青年学生都成了天之骄子。显然，当我们揆诸历史，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却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天之骄子似乎更多地沦落为社会弃儿。

李大钊早在1917年时就已指出：“吾国今日之学生问题，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然即政治界亦何尝欢迎此为社会所排斥厌弃之学生？……然则中国之学生，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最可怜之一身份，而社会造就之乃所以戕贼之。学生正所以学死，循是而不变，人而著学生之冠服，即无异于自杀。社会而日日培养学生使蹈于自杀之途，以趋于自绝之运，即无异于杀人，其结果亦为社会之自杀。”学生所学不能为社会所用，而学生身份更是成为一种耻辱性的社会标签，似乎新式学生都是斯文扫地不学无术之徒。乡村回不去，城市也不能真正融入，政治空间也无从介入，因此新式教育似乎造就了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的一个既无德又无用的“多余人”群体。

新式学生阶层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两头不靠的孤悬状态及其隐痛，恰如史家罗志田指出的那样：“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1926年11月，新记《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在该报附属的《国闻周报》发表一篇题名为《智识阶级与革命》的文章，分析当时革命青年剧增和革命文化兴盛的社会因素。他说：“民国以来，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岁以数千计，各省中学毕业学生岁以数万计。大学专门之毕业学生，一部分欲进为学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学艺界中占一地位，以谋国家社会精神上物质上两方之进步发明，则国家无最高学府以养成之，社会无学艺机关以奖进之，甚至以教员终身，亦饥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会者，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员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私人机关本属寥寥，而当事人物，大都脑筋陈旧，厌恶学生……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试问此每年递增数万以上之毕业学生，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予以相当之知识，迫以及身之饥寒，当年富力强之时，正心粗气浮之际，其心理若何？其愤慨若何？故在今日学校出身之失业青年，对于现在社会上政治经济之组织，咸怀极端不满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坏者，与其谓为思想所激，毋宁谓为生计所迫。近年南北学生，纷纷投效革军，冒白刃而不辞者，为数日多。吾人一考其动机，实不胜同情之感，而深为国家社会惜者也。 ”当新式教育并不能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生涯时，被充满不确定性和异己感的社会忽视甚至压抑的年轻人，便极有可能投身政治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既可能疏解内心的苦闷，同时也可能暂时缓解经济上的拮据，甚至还可能在创造历史和改天换地中获得一种意义的亢奋感，一批学生阶层出身的人自此而步入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读到被宏大叙述的历史所遮蔽的对新式教育的另一种批评。新式教育表面上似乎旨在扩大教育平等促进社会公平，但其实因为新式教育的门槛较高、成本亦高，加之学生毕业之后的求职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学校出身、社会关系网络，新式教育反而不如传统中国的科举考试更能够发挥社会阶层流动的杠杆作用（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布衣卿相”），更成为加剧社会撕裂的渊薮。曾为大学教授亦为国民政府高官的陶希圣就曾经尖锐地批评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或许正因如此，1920、1930年代上海一些昂贵的私立大学里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莱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高等教育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有效机制，而堵塞了社会不同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会引发底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强烈的不满，而这些学生的公共形象，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处境中更是显得格外刺眼。一方面是法政学堂、师范学校等在持续地生产一个无法定位自身的边缘化知识群体和革命者群体，另一方面是一些著名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在不断地孕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中产阶层接班人，两者的贫富分化形成尖锐的对照，而中国社会就在这两种类型学生及其背后政经力量的对撞撕扯中缓慢而痛苦地新陈代谢。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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