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仍是一个年幼的领域

读+：文化批评者的立场应该在何处？“批评”的含义与意义到底是什么？

朱大可：文化批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批评具有某种否定性，而广义的文化批评，就是针对文化对象（文本）展开独立阐释。文化批评者应当学会这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但它们总是被人混淆。21世纪初，我们引入了这个概念，并且在同济大学建立了文化批评研究所，当时“文化批评”无人了解，而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个词已经成为流行语词，而“文化批评家”则如雨后春笋。这是出乎意料的结果。

读+：你对文化现象全方位的关注及“一剑封喉”式的批评，令人想到鲁迅的话“一个都不放过”。你如何评价身为文化批评者的自己？

朱大可：媒体的赞誉过分了。哪能“一剑封喉”？顶多就是挠个痒痒而已。跟鲁迅他老人家相比，更是望尘莫及。文化批评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它需要专业技术和技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评家就是文化行业的鉴定师，其工作范围是对各种文化事件和“产品”做出准确的研判。既然是一种专业活儿，就一定会出错。我也是个常出错的人。我知道自己的限定性。

读+：1986年你发表《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引起的后续反应留下的是黑色记忆。今天文化批评的环境与那时相比如何？做文化批评时需不需要考虑尺度或自我设限？

朱大可：就文化的大环境而言，1985~1986两年，是1949年后最开放的时期，但电影圈的局部环境，则比较险恶。今天的文化格局正好相反，整体环境远不如当初，但一些局部领域，却有一些宽松的意味。在这样的复杂语境里做文化批评，首先要尽可能拓展观点的边界，同时又必须学会踩线而不越线的技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批评，它是戴着镣铐的思想舞蹈。

读+：在文化批评的道路上，你是否觉得孤单或后继无人？

朱大可：文化批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吸纳了大批中青年人才，其中许多人是从文学评论圈转行过来的。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很多转行者并未掌握文化批评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如文化哲学、符号学、语言学、诗学、阐释学等等，这令许多“文化批评”文字看起来不够“专业”。它不是跟文学评论相似，就是跟时评相混。文化批评至今仍是一个年幼的领域。

读+：你发出的诸多警示有没有收到一点效果？

朱大可：我不知道。今天的言说，必然要面对强大的“广场效应”。你置身于一个十多亿人的互联网广场，所有人都在抢着发言，而你的声音还没有被传播，就已消失在大面积的喧嚣之中。在这样的混乱格局中，你能够指望以蚊子般的微小体量，喊出“时代的最强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