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根性之美

李有亮

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2012年度公众及传媒眼里最为显赫的文化事件。

而当我们努力回归文学常态来阅读莫言时，事情的复杂性才真正展开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成熟的作家，莫言即便不获诺贝尔奖，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还是非同一般的。单是莫言作品中蕴含的民间情怀这一点，就在当代作家当中独树一帜，使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深厚的根性之美。

二在莫言的创作中，民间意识和立场一直作为一种基本底色贯穿于其几乎所有作品中。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就深赞其“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的巧妙融合。魔幻现实主义是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及审美风格，而民间故事则是这种美学特征滋生的丰厚土壤。他的成名作之一《红高粱家族》虽然是写革命战争的，但是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刷新了战争与历史的写法，见出强烈的主观想象和传奇色彩，更在于它有意无意间接通了战争与民间的地气，“我爷爷”、“我奶奶”身上涌动闪射的勃勃生命强力，那些敢恨敢爱的情感的尽兴挥洒，那些激荡的战火烟尘和浓烈如血的酒神精神，无不穿越一个传统的抗日题材，而与一个乡土民族原型记忆中铿锵壮美的那部分生命资源相贯通融合。

民间立场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种流动的血脉或气息。它的体现主要集中在人物塑造上：其中最常见的是弱小生命。莫言小说中多次出现弱小的孩子形象，最典型的当属80年代中期他的早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那个又黑又瘦、近乎哑巴的“黑孩”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莫言本人也承认这篇小说中那个黑孩是 “我全部小说的灵魂”。我理解，黑孩是莫言小说人物的一个生命原子核，此后的人物塑造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个“核”的持续爆炸和不断蔓延。这个“核”正是作者植根乡土民间大地艰难生长起来的生命原型，弱小却足以抵抗一切苦难，有着不依赖任何外力救助而顽强生存的独立与尊严。而近似哑巴这一特征，正与弱小者内心语言的滔滔巨浪相呼应，也与沉默的大地文化相对应。莫言笔下这样的弱小者很多，如《铁孩》中能吃生铁的铁孩，《四十一炮》中嗜肉如命的罗小通，《酒国》中嗅觉奇异的少年金刚钻，《枯河》中遭受暴力摧残的小虎，等等。这些弱小者往往被严酷现实挤压变成了奇特怪诞之人，由此也揭示出与现代启蒙者所营构的诗意民间全然不同的冷酷暴虐的另一面。

三莫言的民间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在创作过程中曾经经历过转型。据莫言自己讲是从 《檀香刑》开始，作为说书人的“我”不再甘心于“隐藏在文本背后”，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这一跳虽然获得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的“混合”空间，却无意中对自己坚持的民间意识和立场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前当“我”隐身文本背后时，民间有着强大的“自见”力量，人物、故事、情境、语言等都有独立行走的能力；而当“我”跳到前台时，民间开始被无形中切换到一个“被讲述”的位置，而讲述者的身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一种评判、插话、指指点点的现代启蒙者脸孔夹杂着消极、厌世的情绪隐隐现身。就以那部褒贬不一的获茅奖小说《蛙》为例，尽管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书信加话剧的独特叙述方式，然而“我”的无处不在使得这部作品中的民间底色明显趋淡，作为文中主人公的姑姑这一形象已然不同于以往女性那种自然自在的丰满与坚实，显得有些抽象化、概念化，人物内涵飘忽不定，精神内涵有拼接之嫌。文中写到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和救赎愿望，她通过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的手将自己引流过的生命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这种“拔高式”讲述显然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启蒙意愿在里面，严重干扰了作为乡村接生医生的姑姑的自然生态，显出几分现代女性精英的味道来。由此也使为人称道的民间立场变得有些模糊难辨，甚至开始游离出曾经的民间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