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们年岁已高,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施仲珍 这位老兵是远征军200师戴安澜将军的部下。2011年5月,在戴将军的纪念牌前,老人双眼通红,眼含泪花。
卢少沈 当年是西南联大学生,后参加远征军。他曾在八莫亲眼看到因"有许多日军突围逃跑了”,孙立人斥责部下。
19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认识误区渐被厘清,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贡献在官方层面开始得到承认,民间言论相对变得自由,像戈叔亚这样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了他们对于滇缅抗战的研究。
民间的行动
关于这场战争的各种档案资料不多,1946年写出《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的学者方国瑜,曾在1983年撰文介绍:“这方面的抗日战争资料,或毁于日机轰炸,或埋于窖中受潮腐烂,或被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迁走时销毁,或被国民党反动派迁往台湾。”
幸存的史料、史迹,又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大量销毁。但这些民间研究者并不因此却步,而是自己出钱,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朋友私下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同学会采访国民党老兵,查阅大量的旧报刊和外文资料,与海外的中国、日本、美国老兵以及老兵组织联系,对所获资料和采访记录进行整理核对,然后再带着军用地图、指北针、录音机、照相机到滇西、缅甸和印度等地实地考察战场,力图从各个角度重现滇缅抗战的历史。
随着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及两岸的互动,远征军老兵群体逐渐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进入公众视野。互联网兴起之后,网络更是成为一些有心人士搜集老兵信息、发动援助老兵行动的有力平台。在诸多老兵网站中,以实际资助为主的网站主要是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和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两个论坛聚集了全国各地关爱老兵的民间志愿者,他们寻访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帮助老兵,拍照采访为老兵做“口述历史”,还老兵以最后的尊严。
2004年,北京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白领韦志华创建了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创建的头四年,论坛主要关注云南地区的远征军老兵,志愿者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帮助老兵,5年间他们共捐助了100多位滇西抗战老兵。2009年1月,范玲从韦志华手中接过第二任坛主一职,此后论坛将资助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目前已覆盖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浙江、重庆、新疆、安徽、山东、缅甸、南洋等10多个区域。范玲介绍说,论坛近两年发展很快,随着《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远征军影视剧的热播,这段历史慢慢为人知晓,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他们寻访老兵的队伍中。目前论坛已为1000多位老兵建立起档案,对其中四五百位贫困者进行了“一对一”认捐。
关爱抗战老兵网也是一个致力于寻找和资助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抗战老兵的公益网站,2009年6月由网名为“深圳胖哥”的李明晖创建。2005年7月,李明晖在深圳街头偶遇正在乞讨的远征军预二师老兵廖云端,自此开始为老兵呼吁、捐款,几年间他个人为老兵捐助了80多万元。李明晖告诉早报记者,关爱抗战老兵网现在全国建有18个分站,已有注册志愿者4万多人,他们既资助生活困难的老兵,也通过口述采访记录老兵的抗战历史,现在寻访到了1000多位老兵,资助了500多位,一共发放了200多万元款项。
李明晖说,他们这些民间组织关注的抗战老兵不分党派,只要参加过抗日战争,都是他们关注资助的对象,但在论坛的实际运作中,资助的对象仍是以国军抗战老兵为主,因为穷困的基本上都是国军老兵。他们的援助活动也与统战部、民政部、黄埔军校同学会等机构合作,比如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就与保山市统战部签有协议,他们从统战部获得老兵名单信息,由统战部代发老兵救助款。范玲说,在这些官方机构看来,志愿者的捐赠非常重要,有些事情这些机构也很想做,但缺乏政策依据。
除了经济资助,志愿者也为老兵制作纪念章、纪念牌和荣誉证书。李明晖说:“老兵们总是把它们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一遍遍向人们讲述。他们觉得这是一份荣誉,是对他们那段历史的认可。”2010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筹集了3万多元做了999枚“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章”。忆起给老兵赠送纪念章的场景,范玲感慨良多,“他们一看是金灿灿的纪念章,盒子上写着‘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就觉得这是官方的认可,而我们也不会去解释它的来源。有的老人拿了纪念章后真是含笑而去,觉得此生无憾。有的老兵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纪念章。”
老兵的离去与追认
今天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荣誉和尊严对于垂暮之年的老兵的强大慰藉意义。范玲告诉早报记者,浙江天台有一位老兵,因曾为国军士兵,村里人都不爱搭理他。收到志愿者赠送的纪念章后,老兵整天戴在胸前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后来别针坏掉了,老人竟急得病倒在床,不言不语。家人都以为老人不行了,想着让他走得体面点,就想办法将纪念章又给他戴在了胸前,没想到老人家居然一下子就好起来了。而在2005年,黄绍甫甚至自己花钱做了枚勋章戴在胸前,上面写有“远征军印缅作战留念、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黄绍甫一共做了500枚,成都远征军幸存老兵几乎人手一枚,都自己掏钱购买。
范玲说,走近这些老人,耐心地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就是对他们的尊重。可由于曾经很长时间对自己的抗战经历只能三缄其口,老兵们早已将遗忘这段历史内化成一种生活惯性,加之年事已高,他们如今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一堆错杂重叠的断片残影。
所以《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余戈说,现在给抗战老兵做口述史早已错过了时机,现在的采访仅仅是一种安慰。2004年他为了写《1944:松山战役笔记》,做好了采访至少100名中国老兵的准备。因为当年在松山坚持到最后,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军人有1万多。可最后他成功采访到的中国老兵不到5个,因为在世的老兵寥寥无几,而且大多再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将大脑中被压抑数十年的记忆复述出来。与此截然对照的是松山战役幸存的十几个日本老兵接受NHK电视台的采访时,个个精神矍铄,记忆力极好。
方军认为,对于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来讲,给他们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最为重要。“很多老兵,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国家的承认。不是给他十块钱百块钱他就高兴了,给他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承认他为国家作过战。一个老兵的境遇,首先影响到上下三代人,第二影响到一个村一个县,第三影响到战争再次爆发时军人的勇气。”
孙春龙也认为,对于老兵来说,他们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因为经济上已经很难对他们做出彻底改变了,而精神层面的满足更多应是来自于国家的追认。至于民间组织与官方机构在对待远征军历史与幸存者的问题上如何调和,孙春龙高度肯定政府的主导角色,他认为,中国驻缅甸大使提出要为远征军建造纪念丰碑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是官方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正视和追认。“对于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说,承接这样一些社会服务只是对政府的一种补充,更多的工作还是要依靠政府来完成,这是公益组织的社会定位问题。”
记者出身的孙春龙此前是《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他发起策划了“老兵回家”公益活动。2008年10月19日,在他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此后在他和一群热心志愿者的努力下,有30多位流落异乡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终于“像英雄一样”重回故土。
“要回家的,不仅仅是那些幸存的老兵,还有那数不清的、飘荡在异域的亡灵,以及这段用中国军人的生命铸就的历史。”去年6月,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孙春龙辞去职务,筹备组建了主要致力于“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和“历史回家”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远征军身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资金,来帮助更多的老兵。老兵们年岁已高,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他说。
“和时间赛跑”是志愿者们最深刻的感受,他们都说,“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仅据关爱抗战老兵网记录,自2012年1月至9月24日即有103位抗战老兵离世。时间正无情地将老兵慢慢收走,关爱老兵的志愿行动越来越紧迫,和孙春龙一样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公益事业中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
方军告诉早报记者,目前中国境内幸存的远征军老兵还有300多位,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缅甸境内大概还有30位。方军说,“1942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年,当时20岁的人现在也都90岁了。等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你说还能有多少老兵在世?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的巨著,那我们现在翻开的就是最后一页。”
戈叔亚说,随着关爱老兵的人越来越多,如今老兵们的生活境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他们还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承认,再不承认就非常有可能永远失去机会。“老兵每天都可能死去,活着的老兵要善待,死去的要正名,死在国外的要尽可能接回。这不仅仅是还远征军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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